重温此文，紀念楊絳先生。
問：您從小進的啟明、振華，長大後上的清華、牛津，都是好學校，也聽説您父母家訓就是：如果有錢，應該讓孩子受好的教育。楊先生，您認為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麼淘氣就怎麼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説“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説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沖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祕訣，爸爸説：“哪有什麼祕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説，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hào)讀書，讀好書入迷。
1912年楊絳1歲
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志，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蹟，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女子籃球隊一排左一為楊絳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説“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於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楊絳、女兒錢瑗與錢鍾書
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着，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着。
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幹什麼，小孩説：“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麼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
問：您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先生結婚後，進門卻需對公婆行叩拜禮，學習做“媳婦”，連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這麼多心血培養的寶貝女兒，在錢家做“不花錢的老媽子”。楊先生，這個轉換的動力來自哪裏?您可有什麼良言貢獻給備受困擾的現代婚姻?
楊絳：我由寬裕的孃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麼，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
新婚的錢鍾書、楊絳搭乘油輪赴英留學
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説，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麼，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瞭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我與錢鍾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説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台後，他在文化圈裏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齣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説想寫一部長篇小説，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願的。握筆的手初幹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1941年楊絳
錢鍾書知我愛面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説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衞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塗，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
詩人辛笛説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1989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
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贊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淨説些老話。對於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麼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悦。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户對及其他，並不重要。
問：楊先生，您覺得什麼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最值得驕傲的品質，能讓人不被摧毀、反而越來越好的品質?您覺得您身上的那種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裏?
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説的：有念想。
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後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1936年錢鍾書和楊絳在牛津大學
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麼會。到會後，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説：“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説：“不籤，就是不籤!”我説：“簽名得我們一筆一劃寫，我們不籤，看他們怎麼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裏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麼樣。
到 “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鬥、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於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
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鬆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着金邊。許多革命羣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着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羣披着狼皮的羊。我於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問：孔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話，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生命的參照座標，不過也只説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期頤之境，幾人能登臨?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嗎?能談談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嗎?
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牀上起來，就想 “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悦;翻閲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煉。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瞭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我和誰都不爭，
和誰爭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就是藝術;
我雙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準備走了。
英國詩人蘭德《生與死》
楊絳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