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平等之間始終存在着內在的張力，但起初人們卻並未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當法國大革命讓“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與信念深入人心之時，並沒有人追問它們之間是否存在順序上的孰先孰後、抑或重要程度上的主導與附庸，甚至產生源頭上的獨立和派生。而實際上，這對孿生子並不那麼容易和諧共處。
曾經，自由與平等相伴而行，取得了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最初勝利。但隨着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兩種價值之間的平衡與和諧被打破，呼嘯而來的資本主義在“碾碎了以門第出身爲基礎的封建性質的不平等之後，又造就了新的巨大的社會差異”。
自由原則允許人們合理合法地佔有生產資料，從事生產、貿易活動，由於才能、努力程度和機遇的不同，貧富分化必然產生。過分的貧富差距在代際之間繼續蔓延，造成了人們必將面臨起點的不平等，使一部分人喪失了充分發揮自己才智的條件，最終失去了自己原本應當享受的自由。正是鑑於這種情況，相當一部分平等主義者認爲，僅有“政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遠遠不足夠的，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要達到實質上的平等，必須實現經濟平等，這就要求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實行再分配。問題在於，如果富有者的財富是合法所得，國家有什麼理由將其中一部分佔有並用於再分配呢？這無疑侵犯了財富擁有者的自由。我們是否能夠以平等的名義犧牲自由？於是，政治哲學家、理論家們之間的分歧和爭論由此產生，有人認爲不能以放棄自由、侵犯人權爲代價來換取平等；有人堅持平等優先，認爲只有實現平等，纔能有真正的自由；更有人不僅不接受極端立場，也不滿足於中庸之道的權宜之計，力圖證明自由與平等的內在一致性。但無論多麼精緻複雜的理論分析在現實中仍然使兼顧雙方缺乏可能性。
這恰恰證明，平等與自由並不一定總是緊密相連。有時候可能存在一種不自由的平等，監獄裏的囚徒是平等的，但他們卻沒有自由。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在共和政體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專制政體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國，人人平等是因爲每一個人‘什麼都是’；而在專制國家，人人平等是因爲每一個人‘什麼都不是’。” 更多的時候，我們體會到的應該是一種不平等的自由，人們之間是不平等的，但都有一定的自由，區別在於有的人自由多一些，有的人自由少一些。這種不平等的自由或許是一種不完美的自由，但它比完全沒有自由或者不自由的平等要好得多——只要這種自由沒有太多地脫離平等。
就目前看來，自由或許比平等更易於實現，而平等則比自由更能激起人們的強烈情緒，然而過分地追求平等，尤其是以犧牲自由作爲代價去換取平等，最終則可能導致被奴役。正像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所擔心的那樣，人們“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達到狂熱的地步……人們會像獲得戰利品似地去爭取平等，像怕被人搶走的寶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並在人心中擴展和瀰漫。這時，你不能警告他們如此盲目地專門追求平等將會失去最寶貴的利益，因爲他們根本聽不進去；你也不能向他們指明如此只顧平等會使自由從手中丟掉，因爲他們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說他們看到天地間最值得羨慕的東西只有平等”。“他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時候，也願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我國自古以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也正是重視平等而輕視自由的典型體現。
當然，過於崇尚自由而忽視平等也必然帶來弊端，一個人過於自由往往會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最終在經濟領域導致社會貧富過於懸殊。法國學者德薩米說：“社會法律的設立，決不是爲了使弱者更弱，強者更強，恰恰相反，而是爲了保護弱者以抵禦強者，保障他們獲得全部權利。”這無疑有力地證明了平等所體現的社會正義。
任何健全的社會追求的都是自由與平等的結合，然而，“自由和平等之間沒有一個天然的平衡點，也沒有任何一種能使兩者同時達到最大化的方法”。早在19世紀資本主義剛開始蓬勃發展之時，托克維爾就明確指出，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緊張狀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法根除的”。 當二者出現矛盾時，正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樣，自由一般應該成爲更優先考慮的價值，但同時不應超越“平等的基本界限”，因爲完全不平等的自由是任何正常人都難以接受的，但完全平等的自由也往往很難實現。
自由、平等、博愛是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政治口號。目的在於聯合城市平民和農民，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實現資產階級統治。是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要求的反映。自由即“個性自由”，“保障人權”，“貿易自由”，“按照自己意志進行活動的權利”；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博愛提倡“人類普遍的愛”。17、18世紀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已傳播了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政治思想，到1792年9月法國宣佈爲共和國時，才怍爲完整口號被提出來。這一口號在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初期具有進步意義。
含義
自由
1789年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指出：“自由即所有人皆擁有的，做一切不傷害其他人的自主權。除了保障社會上其他人享受同樣權利外，此天賦的權利不應有任何限制。”“不自由毋寧死”（Vivre libre ou mourir，1775年由美國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提出，法國革命後流行於世，後來成爲希臘國家格言）成爲共和國的一個重要格言。
平等
平等指所有人視爲同等，廢棄各人生來和地位的差別，只考慮各人對國家經費作出的貢獻。1793年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95年，平等的定義爲“於法律面前，無論受法律保護者，或受法律懲罰者，人人皆平等。平等承認生來的差別，和不受遺傳影響的能力。”
博愛
1795年的法國憲法中，博愛即“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所欲者，常施予人”的精神。
法國雜誌Esprit的哲學編輯Paul Thibaud說：“我們有多麼視自由和平等爲權利，也多麼有義務以博愛去尊重他人。故此，這是道德的格言。”
歷史
縱然“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革命的原則，但它並沒有成爲革命時期的口號。革命爆發時，巴黎鎮長讓－尼古拉·巴什（Jean-Nicolas Pache）在巴黎的牆上塗上“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法語：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ou la mort）。首次使用它的政治人物是羅伯斯庇爾，他在1790年的國會會議中的演說中，改編了巴什的標語。在第二共和時期，這口號才確定爲“自由、平等、博愛”，直至第三共和時期，它才被定立爲官方格言。
波旁復辟期間，這口號被摒棄，直至1848年才被後來成爲國會中的人民代表，勒魯重新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被納粹德國佔領，維琪法國總統貝當把國家口號改寫成“勞動、家庭、祖國”（法語：Travail, famille, patrie）。
二戰之後，較溫和的“自由、平等、博愛”版本被寫進1946年和1958年的法國憲法中，現在已成爲法國的國家格言。
自由——存在的意義和風采
在“愛和自由”幼兒教育基地，自由表現在：
自由地活動身體，來代替應該如何活動；
自由地看和聽，來代替應該如何看、如何聽；
自由地說出所感和所想，來代替應該如何說；
自由地表達情緒，來代替被壓抑；
自由地感覺所感的，來代替應該感到的；
自由地要求想要的，來代替總是等待對方允許。
你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那樣喜歡錶現，他喜歡在一旁觀察，
但你要求他更活潑、更大膽，於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消失了……
你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那樣安靜，他喜歡上跳下竄到處探索，
但你要求他更加謹慎有禮，於是一個天才的社會活動家消失了……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總希望他和別人一樣，於是，平庸就產生了。”
人類生命存在的獨特性，在於建構自我，自我是創造力的標誌，自我是獨一無二的價值所在。
而創造自我的最重要的環境要素，是自由。
“愛和自由”科學教育方法認爲，自由是：
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做自己情緒的主人；
做自己感覺的主人；
做自己心理的主人；
做自己認知的主人；
做自己精神的主人；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平等——自信與獨立人格的發展平臺
在“愛和自由”幼兒教育基地，平等表現在：
尊重每個孩子都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
尊重每個孩子生命成長的需求；
尊重每個孩子個體的獨特性。
淡定與自信因此形成，他將不因面對任何權威而卑怯！
若一個人在建構自我的階段，生活在沒有權威、沒有說教的環境中，
那麼他將從小堅守自我的自尊、朋友的真誠和社會關係的和諧，
不因面對權威而卑怯，也不因面對弱小而狂傲，
他將在未來生活中享受精神和人格的平等帶來的快樂，
並形成勇於面對自我的勇氣和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