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有人再說出“稷”這個字，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字出現在“社稷”一詞中。這個說法聽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話中的“媽媽”自不必多說，英語雖然書面上寫mother,但口語也是mum。今天在東北一些早就不說滿語的滿族家…
原標題：嬰兒最先說的mama也可能是喊爸爸
中國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各種親戚稱呼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人類嬰兒最先學會說的mama真的是在喊媽媽嗎？天天都在吃飯的你，認識那些米字旁的字嗎？煎餅果子裏的“果子”究竟是什麼？爲什麼歷史上“豬”的曾用字“彘”“豕”“豝”都消失了？……這些問題你可能永遠也不會去思考，但也有人卻天天像偵探一樣把語言文字拆開了嚼碎了細細研究。
鄭子寧，一位本業是寫計算機代碼的語言學達人，瞭解英語、法語、土耳其語、老撾語等語言，熟知常州話、上海話、西安話、廣州話、海口話等多種漢語方言，曾出版《東言西語》等書，讓“說話”這門學問被更多人關注。
“語言跟生物的基因很像，它會代代相傳，也會損失和變異，雖然它最後呈現的東西是碎片化的，但很真實很難造假。”在鄭子寧看來，語言是比文獻更加真實可靠的信息數據庫，我們幾乎可以從中挖掘我們感興趣的任何信息。
撰文/本報記者儲文靜
你吃過的米都在不認識的字裏
你認識“糲”字嗎？這並不是一個特別罕見的字，特別是它常常跟“粗糲”一詞一同出現，讓人猜出它表達的意思是粗糙，卻讓人不再熟悉它的本意。糲字的米字旁，暴露了它的本義——“糙米”。這個字起源非常古老，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五蠹》中就有“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採椽不斫，糲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爲了表現當年堯生活簡樸，說他吃的是“糲”。金代的字書《篇海》也把“糲”解釋爲“米不精也”。
作爲穀物總稱，“米”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當時的寫法是一條橫線，上下各三個點，形似一根橫着放的穗。這也是漢語中一個繼承自古老的漢藏語祖先的詞。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各種“米”中，“大米”的殊榮牢牢被“稻”把持。
稻堪稱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主食，它在上古時代卻並不是最重要的穀物。對於上古的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作物當屬“黍”和“稷”。
在今天的中國，如果在街上隨便找一個路人，問他知不知道“黍”和“稷”，路人會有很大概率困惑不解。作爲上古時期華夏文明最重要的兩種作物，“黍”和“稷”在當今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認知度並不算高。當然，如果該問知不知道“糜子”“黃米”，或者“小米”“穀子”，聽說過的人大概就能多些了。
對於上古的中國人來說，“黍”的一大功能是釀酒，酒在商朝人的精神世界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出土的甲骨文涉及的穀物中，“黍”的佔比相當高。
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國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穀物仍然是“稷”。今天“稷”已經退出了中國人的口語。如果今天有人再說出“稷”這個字，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字出現在“社稷”一詞中。“社稷”的存在，無疑說明了“稷”的重要地位。周朝人甚至追溯后稷爲周人的先祖，根據古老的傳說，后稷是堯舜時的人物，出生在今天山西西南端的稷山縣。
弔詭的是，作爲中國人祖先最爲神聖的五穀之首——稷，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作物卻存在爭議。除了華北既種糜子又種小米的農民，當今大部分中國人對黍和稷已經不太能分得清。
新書《中國話》裏，鄭子寧選擇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日常生活，飲食、地名、動物、數字、稱謂等背後的文化傳承。一方面，作者從縱向的時間維度，分析語言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又從橫向的空間維度，探討不同語言之間的傳播、交流。
漢語借來的“蜜”和獻出的“茶”
還有什麼能比吃的東西更容易傳播呢？今天中國任何一個有點規模的城市，日本餐館、韓國餐館、西餐館、泰國餐館是肯定少不了的標準配置。在飲食方面，一向不大愛藉詞的漢語可是毫無抵抗能力。來自法語的咖啡、泰語的冬陰功、日語的壽司、意大利語的拿鐵都是不少人趨之若鶩的心頭所愛。如果有點冒險精神的話，緬甸語的泡魯達、印尼語的沙茶、俄語的列巴、英語的司康可能也會出現在你的餐桌上。
不同人羣烹飪的方法和原料千奇百怪，很多時候很難找到恰當的意譯，但是食品又是特別容易傳播的詞彙，人不可能因爲不會說某樣食品的名字就堅持不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因此，食品詞彙就像長了飛毛腿一樣，很容易到處傳播。
與今天的中國人一樣，古時的華夏先民對外面傳進來的新鮮事物也有着濃厚的興趣。比較有意思的是，古代中國引進的食品往往和甜食有關。
對於一個古人來說，要想製作甜食，甜味來源必不可少。相比較而言，對上古的華夏人來說，最好的甜味來源自然是蜂蜜生產的“蜜”。中國本土就有蜜蜂，但“蜜”字在整個漢藏語中基本找不到同源詞，漢語的“蜜”字可能是從印歐語中借用的。
不過漢語對世界飲食的饋贈可能更加重要。除了稻以外，茶可能是中國人對地球農業的最大貢獻。與之相應的是，世界上大部分語言中的“茶”都借自漢語。
鄭子寧從小生活在吳語區和江淮官話交界的常州，對複雜的語言環境有着與生俱來的體會。初中鄭子寧開始鑽研方言學和音韻學，他藉由語言，探索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爲我們描繪出一條清晰的、不同民族間的歷史發展與文化交流軌跡。
“通過我們熟悉的現象，激發大家對中國語言的好奇心。”鄭子寧說。在大家的認知裏，語言學這門學科會比較高深枯燥，《中國話》在講述了語言變遷規律的同時，大大地拓展了文化史的視野。
自遠古傳來的“爸媽”
語言學輕鬆的趣味性背後，是嚴謹考究的學術研究。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全世界的語言中“媽媽”都是mama,因爲這是人類嬰兒最初能發出的聲音。當一個牙牙學語的嬰兒發出ma的時候,他最親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親激動地把這個聲音當作嬰兒呼喚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傳,全世界的人類語言就把ma當成“媽媽”的稱呼了。這個說法聽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話中的“媽媽”自不必多說，英語雖然書面上寫mother,但口語也是mum。
可惜的是，這個說法至少在中國並不靈驗。凡是看過清宮劇的人都會對皇子稱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瑪”,這是一個經典的編劇背離現實的案例。在清朝的滿文書面記載中,對父皇一律稱HanAma,也就是“汗阿瑪”，如果寫漢文的話則是“皇父”或者“皇考”。“皇阿瑪”不說絕對沒有,至少也是難得一見的。
今天在東北一些早就不說滿語的滿族家庭裏,還把爸爸和媽媽稱作“瑪”和“訥”——和傳說中全世界都把媽叫ma可不一樣。
除此之外，不同的地方爸爸的稱謂還有“爹”“爺”等不同說法，相比之下，漢語在叫“哥”的時候卻非常統一。隨便翻開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成書的古籍，你所能看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從上古到中古早期，真正表示哥哥的字是“兄”，幾無例外。
“哥”取代“兄”的端倪出現在唐朝，一開始出現在皇室的語言裏。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經對讓他拜見尚官的建議不屑一顧,直接說了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爲”，而當時“哥”除了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唐太宗給兒子李治的信件落款就是“哥哥敕”。
“父”“兄”不分的亂輩分之舉並不符合漢語傳統的親屬稱謂系統。但是如果考慮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時曾與鮮卑貴族大量通婚，這樣的叫法可能就並不意外了。
對話
鄭子寧：“不明覺厲”“人艱不拆”有生命力
瀟湘晨報：語言學原理和研究與語言實際應用其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是怎樣學習這些完全不同的語音的？有什麼學習心得嗎？
鄭子寧：確實是的，語言學跟學習語言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但一定程度也是相關的。如果對語言感興趣的人對語言研究也會感興趣，會學一學。我如果是在外面玩，到了語言不通的環境中就會想辦法去學習當地的語言。學習語言主要是不能太害羞，一開始肯定是錯誤百出的，被人嘲笑也是難以避免的。別人笑其實也可能只是覺得好玩，並沒有惡意，所以我們也不用太在乎。我們可以多學一些實用的，比如數字、比如買東西時用方言砍價，在實際操作中也會得到及時的正面反饋，就會增大動力。
瀟湘晨報：您認爲在實際操作層面上看，推廣普通話和保護方言矛盾嗎？
鄭子寧：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如果沒有推廣普通話的話，也就沒有保護方言的必要。所以其實保護方言是應對方言被普通話取代的反趨勢。但是我們目前的社會結構，遠距離交流比較頻繁，朋友交往不是以老鄉爲主，而是以志同道合、共同興趣來交往的，這對大的跨地區的語言，比如普通話是有利的，而對小區域方言是不利的，所以我對方言在我們下兩代的存活不是特別樂觀。我覺得如果有人使用方言，不要覺得老土，這是沒有必要的，實際上大家都是古漢語的後代，我們選擇普通話不是因爲它多高級，而是因爲它更便利。
瀟湘晨報：現在人們常常使用電腦、手機的各種社交軟件進行交流，大多數人使用的拼音打字法其實也是一種用普通話交流的方式，是不是也造成了方言的流失？
鄭子寧：微信、QQ這些社交軟件，也算是一個跨區域的交流。像打字的話，理論上完全是可以開發方言的拼音輸入法，但如果沒有學校來教你怎麼使用這個方言拼音輸入法，估計也是很難推廣開的。廣東話因爲使用人數特別多，所以他們就有相關的方言輸入方法。
瀟湘晨報：對於小孩子來說，牙牙學語的時候是說普通話好還是方言好？如果以後您有孩子了，你會先教他普通話還是方言？
鄭子寧：你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好，我以前還真是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我可能會先教他英語，因爲我自己小時候學英語的過程還是蠻痛苦的，如果能讓他在比較小的時候就以不那麼痛苦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對他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但這也是我先隨便想一想吧。
瀟湘晨報：語音的歷史流變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除了時間之外，還與政策息息相關。現在的小學生課本中，很多古詩的古音已經被取消，比如天蒼蒼，野（ya）茫茫，已經統一成爲“ye茫茫”。您贊成這樣的修訂嗎？
鄭子寧：這樣的改讀可能造成了詩歌並不叶韻，讓很多很在意古詩押韻的人感到特別惋惜。所以同時也有很多人爲了讓古詩押韻而做一些古音復原的工作。但是復原的古音未必是真正的古音。語音隨着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現在不押韻的古詩很多，比如《詩經》的韻腳到了後代，念起來就不和諧了。像《關雎》，現在的人已經無法猜測它之前是怎麼押韻的。
瀟湘晨報：《中國話》以一種知識考古的方式對漢語言文字進行追根溯源，將中國文字幾千年來的演變進行梳理，全面地構建漢語言文字的文化歷史，也傳授給讀者們一種新的思考問題的方式。你認爲中國話的演變是如何映射出社會發展的？
鄭子寧：語言一定程度上跟生物的基因是很像的，它會代代相傳，同時在傳的時候就會發生一些信息上的損失，一部分基因就不見了。如果發生了雜交的話，又會有一些新的基因加入進來。它的寶貴之處在於，它最後呈現的東西雖然比較碎片化，但它是真實的，是很難造假的。特別是在文獻時代之前，語言就更加珍貴，我們並沒有系統化的文獻可以支撐，語言是一個有挖掘潛力的信息數據庫，我們可以試圖挖出我們感興趣的信息。
瀟湘晨報：現在經常突然冒出一些網紅流行四字用語，比如不明覺厲、人艱不拆之類的。它們怎麼就會突然流行開來呢？居然大家都懂了，都開始用了，這些詞語以後會成爲正式詞語嗎？
鄭子寧：這個現象還是很正常的，就像我們古代成語是誰最先發明的，又是怎麼流行開來的，誰也說不出來。可能有些習慣於正式用語的人對網紅詞語會有點偏見，覺得它粗俗，但是它的出現和流行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大衆喜歡它，它就會有一定的生命力量。不過也不要擔心，因爲它們中間的大多數可能一年以後就會徹底死掉，順其自然就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