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思想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爲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爲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爲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爲“大同”，在大同的世界裏，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爲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爲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天下沒有欺詐，沒有盜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爲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爲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爲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爲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爲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啓發，洪秀全、康有爲、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爲“義然後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幹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孔子還認爲，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有人認爲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爲孔子認爲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爲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爲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啓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啓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爲道德規範，“仁”爲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他最早提出啓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啓發和開導，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爲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衆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爲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衆不富足，國君沒有富足的。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衆有利的事情纔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爲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爲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裏麪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歷史評價
先秦評孔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諸子爭鳴”的學術繁榮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個學派最爲著名。儒家在先秦時，和諸子地位平等，並不立於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對孔子的譭譽不一。
孔子門人及其後學者均推尊孔子。門人中以子貢爲代表，他對孔子讚美備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擬爲高天、日月、木鐸，凡人是永遠不可企及的，認爲孔子是天生的聖人。亞聖孟子認爲孔子所行的“聖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會的至高準則。然而當時民間一般看法認爲孔子是博學成名的大學者。
戰國末期大儒荀子，雖然其禮的思想根源於孔子，然而他有濃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繼承儒家正統自任，稱頌孔子，認爲孔子的美德永遠不可泯滅。但他貶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批評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處稱引孔子及其門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錶達他重視禮法和“親賢用知”的思想。
墨家對於儒家學說非議頗多，批評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張“述而且作”，批評孔子和儒家的繁瑣禮儀。
道家以自然無爲爲宗旨，蔑視禮法，對於儒家的禮儀道德持否定態度。
先秦法家學說思想上與儒家對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爲孔子學說與法家農戰思想對立，致使國家“必貧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認爲孔子學說爲五蠹之首，且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
上述先秦諸子對孔子的譭譽褒貶，各持己見，正是反映了當時學術上百家爭鳴的興盛景象。這與漢以後獨尊儒術的局面則截然不同。
秦漢評孔
秦漢時代是儒學發展中的關鍵時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諸子之一，儒家雖號爲“顯學”，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此居於統治地位，成爲官方的意識形態。
宋元評孔
宋元時期對孔子的評價總體上是對孔子推崇備至，進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聖光環和綱常倫理來維護其封建統治。
宋元時期，中國結束了晚唐以來近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確立了以官僚地主階級爲支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宋元時期的哲學運動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現了中國中世紀哲學思維的特點及其邏輯發展的曲折。從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從而產生了宋元時期十分精緻的官方哲學：以儒家綱常倫理爲核心內容，以精巧的哲學學說爲理論基礎，吸取佛老思想營養而建立起來的理學唯心主義。
孔子學說是理學的理論基礎，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時期作爲至聖先師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與高大，無論是皇家朝廷，還是學林名流，對孔子都極力頌揚，對孔子的學說也極力闡發光大。
明代評孔
繼宋元之後，明代理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心學極盛。與之同時，還出現了與之對立的所學。呈現理學、心學和氣學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對孔子及其學說亦各自有其闡發和評述。
清代評孔
在清朝時代，孔學由盛而衰。論孔者依時代之不同而歧見紛呈，其要者有：
1、治統、道統合一論；
2、朱學即孔學論； 以孔學批評理學；
3、以孔、孟之學批評君主專制；
4、“經學即理學”論；
5、“六經皆史”論；
6、“中體西用”說；
7、“孔子改制”說；
8、以夷變夏論； 孔子尊君論； 儒學汗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