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裏有一種力量在下墜，甄雲清楚知道這意味着什麼，「我跟她說，既然媽媽留不住你了，你也別折磨媽媽了。「這是我孩子的全部記錄，也是我這輩子走不出來的痛」，這場對話發生在她失去孩子三個多月後。葛婷婷與我談論她丈夫…
原標題：只是失去胎兒？對父母來說其實是場地震
原創 蘇惟楚 偶爾治癒
我第一次意識到失去胎兒不僅僅是一個醫學話題，還包裹着厚重的負罪和羞恥情緒，是在去年做產育系列的時候。
一位新手媽媽提到自己上一次妊娠失敗，分娩出一個死胎。她說，「特別痛，但我在想，如果能更痛一點就好了，感覺是在『贖罪』」。
「贖罪」，我一度被這樣的詞眼扎痛。
直到今年，我們分享了一位媽媽兩次妊娠失敗的經歷之後，後臺涌入了近 300 條留言，數百位媽媽的痛苦和掙扎在我面前攤開，如此龐大又清晰可見，有的正在發生，有的甚至延續了十餘年。
她們中的一些人說，這是自己第一次找到地方存放這些敘說，因爲這樣的喪氣話「不吉利」，沒人願意看到。
但事實上，失去胎兒這件事，並不罕見。
世界各地對妊娠丟失定義有所不同。在我國，懷孕 28 周前胎兒的丟失被稱爲流產，妊娠 20 周後胎兒的宮內死亡被稱爲死胎。
最新數據顯示，全世界每年發生 2300 萬次流產，即每分鐘有 44 次流產；每年有大約 200 多萬嬰兒死胎，每 16 秒就有一例。
失去胎兒的父母，經歷着一種難以言表的失落和哀傷，TA 們自行消化一切，安靜出院，收斂自己早前的期盼，躲在無人處哀悼孩子。
沒有經歷這一切的人們樂觀認爲，失去一個「胎兒」的傷痛相對一個「孩子」要小一些，或者，「再生一個就好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沒有一個孩子可以替代另一個孩子」。
被諸如此類的誤解和文化禁忌圍困，失去胎兒的父母們 —— TA 們的身份並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定義。如同被忽視的哀傷一般，在社會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安頓。
失去胎兒的痛苦
存在於看不見的龐大羣體
2020年 12月 17 日清晨，在隔壁嬰兒的哭聲中，37 歲的甄雲把孩子生了下來 —— 嚴格意義上講，她分娩出了一個死胎，她懷孕不足 22 周。
身體裏有一種力量在下墜，甄雲清楚知道這意味着什麼，「我跟她說，既然媽媽留不住你了，你也別折磨媽媽了。」
她始終沒勇氣打量這個孩子，「怕一輩子忘不掉」，「但我後悔了」。
作爲一家三甲醫院急診科的護士，甄雲非常熟悉之後的流程 —— 太平間的工作人員會把孩子接走。
她看着他們離開，沒忍住，給工作人員打電話，「大哥，我是咱們急診科的，你認識我。你剛接走的是我的孩子，請對她好一點。」
圖源：站酷海洛
幾個月後，甄雲去單位報生育險，「產下女死胎，身長 26 cm」。
「這是我孩子的全部記錄，也是我這輩子走不出來的痛」，這場對話發生在她失去孩子三個多月後。
過去的這段時間裏，甄雲被「再生一個」的勸說包圍，其中的輕描淡寫讓她憤怒；癟下去的肚子一再被打量，她不得不解釋，「孩子沒了」；一天內接到十幾個月子中心的推銷電話，她從禮貌婉拒到崩潰大罵。
痛苦綿延且持續振盪，它存在於我們看不見的龐大的羣體。
今天，在談論失去胎兒這件事時，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副主任醫師肖喜榮幫我釐清了一些概念。
在國內，懷孕 28 周前胎兒的丟失被稱爲流產。「有主動或者被動兩種情況。如果是生活或者心理還沒有做好預期，或者在篩查過程中發現孩子出現缺陷，選擇放棄，都屬於前者；被動的主要是妊娠早期的胎停、胎膜早破、流產或者死胎」。
2015 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有統計的接受人工流產手術人次達1300萬。另有其他研究顯示，自然流產在孕期女性中總的發病率約爲 10% ～ 15% 。
根據全球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的數據，2015 年，中國每 1000 次生產中，就有 7.2 次出現死胎。儘管得益於醫學進步，這一比例以每年 4.6% 的速度下降，但仍然以每年 12 萬 2340 起列居世界第四。
柳葉刀死產流行病學調查小組以及柳葉刀終結可預防死產研究組所做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
圖源：Elsevier
在懷孕期間失去胎兒的女性會產生持續或者數月甚至數年的心理健康問題 —— 即使後來一些人生下了健康的孩子。
一項對 537 名流產後婦女進行研究發現，在流產 9 個月後，18% 的女性符合創傷後應激標準（PTSD），17% 出現中度或重度焦慮，6% 符合中度或重度抑鬱症標準。
是時候重視失去胎兒這件事了
兩年多以前，山東的葛婷婷在懷孕 28 周的時候開了宮口，被要求臥牀保胎。她懷的是單卵雙胎，這意味着如果一切順利，理論上，她會擁有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寶貝。
但不到半個月，她的羊膜破了，在孕 30 周。
後來，醫生告訴她，因爲出生太早，呼吸系統沒有發育好，老大頻繁出現呼吸心跳驟停。就這樣，她失去了其中一個孩子。
出院之後，葛婷婷經歷了很長一段抑鬱期。她每晚都做同一類型的夢，孩子經常呼吸暫停，「在牀上被被子壓住了，或者掉到牀下，沒有被發現，憋死了。」
產假結束六個月後，她去上班，但始終提不起任何興趣。
「我在應付工作，應付孩子，甚至養育老小，都是應付，一種任務。看孩子成長，我並沒有太多快樂」。
在丈夫的建議下，她去見了心理諮詢師。
她告訴諮詢師，「我的生活停留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刻，我停留在那裏不想走了」。
對於這些女性來說，失去胎兒的心理衝擊，他人如非親身經歷，很難理解。
儘管包括醫生在內，所有人都在跟失去孩子的母親們說，不是你的錯，但她們仍然擺脫不了那種無力感。「我的孩子在我的身體裏死去，我感覺我是有責任的」，一個媽媽這樣說。
在這些敘說中，這些媽媽的身影多少是重疊的 —— 她曾身負健康的生命，她見過這個生命的影像，可能聽到過 TA 急促的心跳，子宮裏孕育的生命讓她覺得自己充滿了力量感，然而，當悲劇發生時，她完全失去了這種力量感。
這種傷痛與身體經驗相關，這也是這些女性覺得孤獨的原因。
甄雲曾試圖抵禦這種孤獨和痛苦。
她翻看小紅書或者知乎，看到很多類似的經歷。「我才知道，跟我一樣的人有很多，大家都習慣去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平臺發這些。」
也直到經歷這一切之後，甄雲才意識到，很多書籍教孕期的媽媽如何保健，生下孩子之後如何應對，但很少有書籍告訴準媽媽們，也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
「一個原因可能是，懷孕的人看到這些經歷，會覺得不吉利。我刷抖音，一些媽媽發佈孩子離開的內容，被其他懷孕中的媽媽刷到後，就會留言『煩不煩』，然後祈禱『願我的孩子平安降生』」。
「沒有人願意看到負面的東西」。但這種迴避也導致一些準媽媽面臨「壞消息」時，毫無準備，措手不及。
世界衛生組織此前曾多次就這個話題發出呼籲，要求人們正視且重視「失去胎兒的問題」。
失去胎兒後，給予患者支援的關鍵信息中包括：和失去胎兒的親歷者談論這樣的經歷很難，但是同情和敏感能爲人們帶來談論自己感受的空間和支持。
相比於說「這就是命」，嘗試着說「太遺憾了，我能想象這件事對你來說有多難過。」；與其說「至少你知道你有懷孕的能力」，也許可以問她「你還好嗎？」；比起「至少你已經有一個健康的孩子了」，爲什麼不試試「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
圖源：WHO，爲什麼我們需要談論失去胎兒的問題
在 2019 年的倡議中，他們這樣說，「儘管失去胎兒的經歷可能千差萬別，但在世界各地，恥辱、羞愧和內疚卻成爲了共同的主題。」
那些讓她們坍塌的餘震
跟失去胎兒的女性們交流的時候，我的腦海裏總有這樣一副場景：如果失去孩子是一場地震，她們是一座大樓，大樓內部的坍塌不是一次形成的，是一次主震和許多場餘震造成的。
一些媽媽在產房生下了自己已經死去的孩子，與此同時，她們身邊還環繞着那些擁有健康嬰兒的媽媽。
在分娩之後，甄雲做了清宮，按照正常流程，她應該在 72 小時之後才能出院。但她「受不了」，因爲病房裏總能聽到胎心監護和新生兒的啼哭。她一遍遍被提醒，自己失去了什麼。
懷雙胎早產的葛婷婷一個人面對這一切，「醫院不允許家屬陪伴」。她熬着挺着過了十三四個小時。「熬走了一個生的，又經過了一個待產的」，而她自己，穿着病號服，沒有穿褲子，蓋着牀單，身邊醫護人員來來去去。
唯一讓她覺得溫暖的是，一個保潔阿姨進來，握住她的手，安慰了幾句。
更大的摧折在後面。直到生育 20 多天之後，葛婷婷才知道，兩個孩子，她失去了其中一個。
她是影像科的一名醫生，在本院生產。但連同家人和同事在內，所有人把「壞消息」瞞了 20 多天。
圖源：站酷海洛
聊起那段欺瞞，她的情緒依然難以平復。儘管葛婷婷可以總結出許多條理由：因爲生產之後，她無法下地；如果被告知這個消息，她身體可能變差。
但她的憤怒並非不可理解，這種「爲她好」的欺瞞剝奪了一個母親爲孩子悲傷的權利。
心理諮詢師諮詢師曾問葛婷婷，「如果當時讓你參與送孩子走的過程，你會更好嗎？」
她非常肯定地回答，「是。我覺得，至少能爲他做一點事情，就不會像現在這麼遺憾和內疚」。
對甄雲來說，產假結束之後，餘震一直在持續。
作爲急診科護士的她和許多患者關係都很好。在她懷孕的時候，趕上人多，一些年紀大的病人看見就會提醒其他人：不要催，她都懷孕了，照顧一下。
但在產假結束復工之後，這種體貼和熱情又讓她覺得煎熬。
按照預產期，她原本在今年四月就會擁有一個孩子。一些熟悉的患者見到她癟下去的肚子，會熱情招呼，「生了孩子這麼快就瘦了，誰給你帶？」
諸如此類，讓她毫無招架之力。直到又一次，她幾乎哭了出來，同對面的人說，「這個孩子跟我沒緣分，您再問的話，我真的會崩潰」。
她想擺脫那個環境，但又無能爲力。父親得了癌症，她需要一份收入，而不管是調崗還是跳槽，都沒那麼容易。
周圍人的安慰也讓甄雲陷入某種崩潰。「他們會安慰你，還年輕，再生一個。每次聽到這個我就有殺人的衝動，你覺得生一個孩子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嗎？」
甄雲同我講起重慶的表妹，對方在三個月的時候流產。那個時候，甄雲還沒有懷孕，她寬慰表妹，「這是大自然的一個淘汰機制，這個孩子走了，我們還會有的」。
「這種現在想想，說難聽這就是講風涼話，因爲我那時候體會不到她的疼，她的痛苦」。
一些可以被挽救的坍塌
事實上，在這件事上，醫生可以做得更多，以挽救那些岌岌可危的大樓。
肖喜榮醫生提及醫生可以做得更好的那部分 —— 如何講述壞消息。
「表現出同理心，給患者及家屬傳達清晰的信息」，他不認爲這需要什麼太高深的技巧，「而是一個醫生基本的人文素養。如果覺得語言很乏力，就輕輕拍一下對方的肩膀。」
邢菲就是在來自醫生的寬慰中獲得了一些力量。
2017 年 9 月，她和丈夫帶着三個孩子移民去加拿大，居住在中南部的薩斯卡通。
次年 1 月，她懷孕 23 周，已經有很明顯的胎動，但孩子被檢查出愛德華綜合徵。醫生告訴她，孩子如果正常出生，會有很嚴重的先天心臟病，以及嚴重的消化問題，甚至「一輩子都沒辦法吞嚥進食」。
「我後來查了，甚至這個『一輩子』都很短，大部分生下來的愛德華寶寶都沒活過一歲。」
也因此，面對這種情況時，醫生大都會建議終止妊娠。
圖源：站酷海洛
這麼久過去，她始終還記得那個女醫生，她眼眶是紅的，按住邢菲的手，溫暖、柔軟。
她反覆說，「這不是你的錯。這跟你有沒有累到，有沒有心情不好，是不是壓力過大都沒關係，這只是一個不幸的『概率』」。
邢菲決定引產的時候，不想用無痛，因爲想「一輩子記住失去孩子的感受」。
但醫生告訴她，手術中會有兒科醫生在，盡全力保障孩子不經受痛苦的離開。「我們會保護好你的子宮，讓你還可以有下一個孩子。相信我，下一個孩子一定健康」。
對於「減輕疼痛」，肖喜榮所在的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也會很重視，「尤其對於大月份死胎或者引產的孕婦，都會盡量實施鎮痛分娩或者其他藥物鎮痛」。
肖喜榮的理由是，「因爲和生孩子的媽媽相比，她們的宮縮痛是一樣的，但是對於失去孩子的媽媽來說，內心的痛苦又是不一樣的。你沒必要讓她痛得死去活來，最後分娩出來一個死去的孩子」。
此外，對於經受死胎或者死產的孕婦，肖喜榮所在醫院的原則是「能不側切就不側切」，「爲了減少對媽媽的損傷」。
相比我們提到的諸多在嬰兒啼哭聲中經受死產或者引產的女性，邢菲待產的病房是與常規生產病房分開很遠的一個單間，在那裏，聽不到一點嬰兒的哭聲。
提及這一點，肖喜榮告訴我，他所在的醫院努力在這方面「做得更人性化」，比如會考慮把引產的媽媽和待產的媽媽放在一起，這樣就不會聽到孩子的哭聲。
但醫療資源太緊張，「有時可能並不容易做到」。
「部分城市在這方面可能會做得好一些，會有意識表現出人文關懷。但我們也得承認一個現實，在中國，優質的醫療資源緊張，且發展不均衡的。」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9 年的文章裏，是這樣寫的：
「並不是所有的醫院或診所都能採取新的政策或提供更多服務，這是負擔過重的衛生保健系統的現實情況。然而，鼓勵人們對失去親人的夫婦更加敏感，消除談論失去胎兒的禁忌和恥辱，這並不需要花錢。」
「醫護人員提供與社會文化相關、尊重他人和顧及尊嚴的以人權爲基礎的護理，是對合格的孕產婦和新生兒護理的要求，也是臨牀能力的體現。」
很少被談起的父親
當我們談起「失去胎兒」這件事時，現存的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母親身上，因爲她們是經歷身體損傷以及心理和情感損失的那一部分。
沒有經歷身體損傷的父親，作爲同樣也經歷痛苦和悲傷的家庭成員，出於社會規範的影響，更多時候，他們被視作伴侶的「支持者」。
也因此，母親的傷痛被更多關注到，但父親的掙扎往往被最小化。
但近年來的一些研究顯示，男性會提出，他們明顯感到自己的悲傷被忽視，甚至被邊緣化。儘管被忽略，但他們的自責和內疚也是深切存在的。
一些評估研究可能更能呈現男女性情感反應的差異，但卻無法準確衡量，面對失去孩子，男人和女人悲傷的嚴重程度，哪個更深痛一些。
在茱莉婭·塞繆爾《悲傷的力量》一書中，提到了一對剛剛經歷死產的夫婦，妻子米米和丈夫亨利。
亨利表露出一種無聲的憤怒。因爲他的大多數男性朋友並不能對他失去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們會詢問妻子米米怎麼樣，理所當然地認爲亨利的痛苦程度輕一些。
「男人可以非常感性，因爲自己喜歡的球隊輸了而大哭。但我不懂，爲什麼到了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們反而理解不了」。
一項刊發於 2019 年的研究曾對 31 位男性進行研究，他們都曾在公開論壇討論自己經歷伴侶流產的感受。
這些父親們在不同程度上展現出孤獨，因爲與身體經驗脫節，他們無從與伴侶談論彼此的感受，那是一種「被隔離」的感覺。
而在他們身上，也展現出與母親同樣的強烈情感，那些創傷與自我否定。
一些男性甚至因此陷入無助，他們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悲傷，也不知如何扮演好一個「保護者」的角色。
圖源：站酷海洛
葛婷婷與我談論她丈夫的痛苦，「他哭了好幾次，但不像我那樣外露，很隱忍，都自己消化了這些情緒」。
她去見心理諮詢師，每一次都是丈夫陪着。
「心理諮詢師並沒有只處理我的問題，中間有幾次，他也很難過，諮詢師也會處理他的情緒。討論的話題也不只是孩子，還有夫妻之間遇到的事情。」。
整個療程持續了二十多次。葛婷婷愈發感覺，自己與丈夫是一體的，兩個人更瞭解彼此。
「後來我們在育兒觀念上都會相互溝通，形成了一種默契，甚至感情比剛結婚時那會兒更好。這也給孩子一種很好的安全感，他是健康的、陽光的。」
一段完整的告別
「對失去孩子的母親的寬慰不是爸爸一個人就能完成的。醫生、護士周圍人隨便一句話就能把媽媽拉出泥潭，也可能推入深淵」，邢菲覺得自己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
在家人和當地社工的陪同下，她經歷了一場完整的告別。「雖然很難過，但不覺得有什麼遺憾了，竟也有溫暖。」
關於Empty Arms組織的幫助
圖源：受訪者提供
認識的人們都不約而同推薦了一個當地的公益組織 Empty Arms ，負責人 Jasmine 曾經失去過孩子，組織裏的大部分志願者也都有過傷痛的經歷。
2018 年 2 月 9 日，在醫院裏接受了促宮縮的藥後，因爲藥效緩慢，醫院給邢菲留了病房，讓她回家等待宮口打開。
Jasmine 帶着一個盒子來拜訪，讓邢菲印象最深的是裏面一張手寫卡片和兩條可以裝孩子骨灰的項鍊。
「你想抱抱孩子嗎，」Jasmine 問她，並告訴她，志願者們會在她分娩的時候全程陪伴，「如果你不希望看到或者擁抱寶寶，我們會幫你照顧好她。」
「你可以隨時改變主意」。
除了告訴自己可以提供哪些幫助外， Jasmine 特別提醒邢菲，要注意其他三個孩子的情緒，「可能會有幸存者內疚，尤其是兩個大孩子」。
邢菲才意識到，「孩子是希望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給予父母支持的，這種幫助會減少她們出現內疚的可能性」。
「我把孩子們叫到一起，說了很多。孩子們慢慢笑容也舒展了，兩個姐姐甚至會表態會在爸爸媽媽忙的時候照顧弟弟，她們表現得如此成熟懂事。」
邢菲感受到強烈宮縮是在 40 多個小時之後。11 日的凌晨，她通知了 Jasmine ，原本沒指望會在大半夜得到迴應，但來了三個志願者，包括一位就是在醫院工作的護士。
分娩持續了兩個小時，「我不敢使勁，怕她受罪。我也知道一旦生出來，她就要離開，我想多忍一會。」
護士把孩子抱到她懷裏，建議她脫下衣服與孩子貼一會兒。
「她很好看，樣貌一點都看不出是一個愛德華氏寶寶。我問她可不可以原諒媽媽，她的脖子竟然動了一下。我才發現她是活着的。我說這就放棄了嗎？她是活着的呀，她動了。醫生護士無言以對，只是說『 I'm so sorry. 』」
半個小時後，爸爸也被建議脫去上衣，把孩子抱進懷裏。這個孩子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小末。
在路過人間 50 分鐘後，小末在爸爸懷裏停止了呼吸。「安靜、無聲無息、表情平和」。
Jasmine 幾個人拿了溫水盆，給小末簡單沖洗了身體，穿上小衣服，在她身旁放了五隻小布偶熊，代表她的五個家人。
邢菲捐贈的小瓷罐
圖源：受訪者供圖
小末的一部分骨灰如今被邢菲放在一個小瓷罐裏，半個手掌大小。還有一些被放進 Jasmine 送來的兩根項鍊裏，每年的 2 月 11 日，她和丈夫都會戴上它們。
經歷這一切之後，邢菲每年都向 Empty Arms 捐贈 60 只從景德鎮來的小瓷罐，志願者們會把它們放進盒子，給失去孩子的父母，作爲小寶寶的骨灰容器。
「很難過的是，這 60 只瓷罐每年都會被消耗光，這意味着在我生活的這個 30 萬人口的城市裏，每年都至少有 60 對父母失去孩子」。
安放悲傷的許多種形式
在中國，對於流產或死胎胎兒的處理，應當按照《傳染病防治法》、《殯葬管理條例》等妥善處理，不得交給產婦及家屬。
如果有家長提出希望看一眼孩子，醫生們是會同意的。「但有的時候，這類死產的孩子皮膚是破損的，我們擔心給產婦留下陰影，會讓她提前做好心理建設」，肖喜榮說。
當收殮孩子時，肖喜榮所在的醫院會特別注意。
「不是把孩子放進一個黃色袋子，那個可能有些粗暴了。我們準備了一個安息籃，給孩子包裹好。如果媽媽說想給孩子換一件衣服，或者戴一條圍巾，我們也會幫助做好，把孩子安置在安息籃裏。」
在失去雙胞胎中的老大之後，孩子的後事是葛婷婷的丈夫處理的。近三年過去，她始終不敢過問，這個過程是怎樣的。「他只是說，給孩子一個很好的安排，讓我放心。」
在接受心理諮詢時，諮詢師告訴葛婷婷，她需要一個正式的告別。
諮詢師說，「你可以選擇在寺廟，也可以選擇在諮詢室。」
丈夫替葛婷婷準備了一張孩子剛出生，還在保溫箱的照片，可以在照片背後寫一段話。但葛婷婷拒絕告別。
她甚至爲此中斷了每週一次的諮詢，連續四五週沒去之後，諮詢師問她，「你很忙嗎？」
「我說不，我只是害怕告別。後來他說如果害怕的話，就不要做。」
我們談論起葛婷婷懼怕告別的原因，她說，因爲怕一旦告別，就徹底割斷了和孩子的聯繫。
「可能對一些媽媽來說，需要一場告別的儀式。但我不需要，相反，這讓我壓力很大。」
此後近三年，葛婷婷總會去廟裏，捐錢、祈福，給那個沒謀面的叫「圖圖」的孩子。
今年三月，小區裏的玉蘭花開得很好，三年前還在孕期的葛婷婷總在花樹下散步。
有一晚，她跟兒子樂樂說，「樂樂，大前年這個時候，媽媽也在這裏散步，你那時候還在媽媽肚子裏。」
她其實想說的是，其實不只有你，還有你的哥哥圖圖，也在媽媽的肚子裏。
「但現在還不能說」，因爲她自覺還沒有完全處理好自己的情緒。「只是說現在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了。」
左：丈夫從殯儀館取回來小末的骨灰，被裝在心形的小白盒裏。右：裝骨灰的項鍊
圖源：受訪者提供
2020 年 2 月 12 日，在小末離開兩週年的第二天，邢菲生下了老四小曼。
她覺得生命彷彿自帶一種玄妙，不管是小曼出生的日期，還是右側手臂的胎記，「我當時把小末放在胸前，求她回來時親在了那個位置」。
「你會覺得小曼就是小末嗎？」我一度想問這個問題，但沒張開口。
但我們對話的最後，邢菲主動聊起這個話題，「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跟小曼說她就是小末。」
「答案是否定的，因爲我想她有自己完整的、獨立而幸福的人生，而不是誰的影子。
（爲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除受訪專家外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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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蘇惟楚
編輯：李晨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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