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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志|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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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觀察到的低生育不是政策性的,而是既低於政策生育率(2016年前大概是1.47),也低於意願的、理想的抑或適度的生育率(1.8左右)的內生性超低生育率(即綜合考慮了生育意願、生育條件的實際生育率,從20…

原標題:人口志|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及對策

人口志|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及對策

在低生育時代,我國需要新的生育理論和政策來回應。圖爲2021年4月25日,安徽阜陽,阜陽市婦女兒童醫院病房中的新生兒。 人民視覺 圖

生育是一個國家人口發展的源頭。嬰兒潮是伴隨着旭日升起的早潮,是漲潮,是新生潮,是希望潮。但我國的嬰兒潮卻呈現落潮、退潮之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數據表明,目前總和生育率(TFR)低於1.5,超低生育率將是未來中國面臨的最大人口風險。我們不僅要關注人口的均衡發展,而且要關注人口的持續發展和優化發展。

一、超低生育率問題

人口普查是十年一度的關於國情國力的重大調查。2021年5月11日,期待已久的“七普”主要數據 公之於衆。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當日的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新出生人口約爲1200萬人。這一數字比2019年下降了18%,比放開二胎的初年2016年下降了33%,成爲建國以來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據此推算的總和生育率(一個國家或地區15-49歲的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是1.3(這一數字到底是真相還是假相,或可討論),雖然高於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五普”)的1.22,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六普”)的1.18,但毫無例外都低於1.5,都屬於極低的生育率。

這不影響我們得出一個定性的結論:進入21世紀,我國已出現“超低生育”現象。2020年12月17日,民政部部長李紀恆在《光明日報》撰文 指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即低於1.5——作者按),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這篇文章引發廣泛關注。再看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總和生育率甚至低於1,比全國平均的更低,已經屬於極端低生育現象了。

人口學認爲,要達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人口簡單再生產即上下兩代人口的基本平穩,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但從1990年代初起,我國就已進入低於這一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時代,持續低生育成爲人口常態。其時,由全國上百個生育意願調查可知,我國人口的意願性低生育水平已經下降到1.6-1.8左右,國家對外宣佈的總和生育率也是1.8左右,且當作“常數”對待。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的內在自然增長率長期爲負數,表明人口再生產萎縮的態勢已有近三十年,看不見的人口負增長慣性已有巨大積累。未來人口生育趨勢會順着低生育文化的慣性而繼續處在低迷狀態。

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生養行爲粗放,與之相應的是高生育現象,而今的精養模式,所對應的必然是以孩子的質量換數量的低生育和晚生少育模式。生養孩子“壓力山大”幾乎是所有家庭共同的感受。

超低生育率將是未來我國面臨的最大人口風險。之所以如此說,因爲它是元問題,也是東西方趨同的人口生育大趨勢。譬如少子老齡化、人口性別失衡以及空巢化等系統性人口風險,根源全在於生育率的日益走低。所以,所有發達國家和社會都困擾於低生育,但似乎都很難擺脫。

二、超低生育率會引發系統性人口風險

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就會陸續產生人口萎縮的源頭效應、人口虧損的隊列效應、人口失衡的結構效應、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際效應、低生育將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內卷效應。

生育的源頭效應類似於上游效應和水龍頭效應,因爲生育從根本上決定人口的未來。無疑,超低生育率從源頭上威脅着人口發展的持續性和均衡性。

當下,我國正處在百年人口大變局的前夜。只要人口的出生率低於死亡率,人口負增長的歷史拐點就會到來。從2020年出生量1200萬死亡量1000萬左右(兩者已非常接近)來推算,未來三五年內,我國極可能迎來人口增長由正轉負的重大轉折。

超低生育的隊列效應是指,同一隊列人口隨時間的推延因爲死亡的機制而不斷有人退出。低生育-少子化-少勞化的邏輯是必然呈現的。當下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今後勞動年齡人口供給的減少。所以,爲防止過於嚴峻的人口虧損問題(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當下的中國需要樹立“人口儲備”的戰略意識。

超低生育的結構效應是指人口年齡結構和家庭人口結構的失衡,這包括少子老齡化(宏觀)和少子空巢化(微觀),都加劇了底部老化和孤獨終老。

“七普”數據 顯示,2020年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僅爲2.62人,比2010年的3.10減少0.48人。這一數據包含了很多信息,恐怕意味着家庭社會生態的風險性和脆弱化,也意味着空巢家庭、單身家庭和破碎家庭(如單親家庭)的增加。獨生子女家庭是高風險家庭,而包括了丁克和失獨的無後家庭則存在着老無所依的巨大風險(如果一個社會缺乏對家庭養老的替代性支持)。

另一方面,在重男輕女而又缺乏墮胎禁忌的文化中,超低生育也可能擠壓和衍生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即選擇胎兒性別和出生干預)。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自1982年以來長期偏高失衡。“七普”數據 顯示,目前出生人口性別比仍達111.3,雖然比較2010年下降6.8,但比正常值仍高出4.3。

超低生育的代際效應是指代際人口生育遞減的趨勢。根據“六普”數據 ,我國80後、90後、00後人口的規模分別是2.19億、1.88億和1.47億,逐次遞減。如果把80後和90後作爲一個羣體世代,把00後和10後作爲一個羣體世代,人口的規模下降了1.1億左右。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生育的母體即育齡女性人口的顯著減少將導致絕對少子化的加劇,這是更爲嚴峻的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即使生育意願不變,生育黃金年齡人口的規模遞減也一定會減少新生兒人口的供給規模。譬如,2020年的育齡婦女數量和2010年相比減少 4591萬人,同期20-34歲的女性人口下降1517萬人。

超低生育率的內卷效應是指低生育將引致更低生育率的自循環效應、自強化效應和強慣性效應。換言之,超低生育率已然是一種全新的徘徊在0-1之間的現代生育文化,背後是不婚不育、晚孕少生甚或離婚丁克的因素在起作用。生育意願持續低迷,年輕人普遍視生育爲畏途,怕養不起、養不好,辜負了爲人父母的美名。人道是:“一個都不想生,更不要說生兩個了”。低生育率儼然成爲一種文化意義的人口慣性。

我國目前觀察到的低生育不是政策性的,而是既低於政策生育率(2016年前大概是1.47),也低於意願的、理想的抑或適度的生育率(1.8左右)的內生性超低生育率(即綜合考慮了生育意願、生育條件的實際生育率,從2000年以來,平均低於1.5)。

根據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 ,2006到2016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爲1.96個,而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爲1.75個。根據JGSS(日本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爲2.41-2.60個。根據KGSS(韓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6年至2014年,韓國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爲2.45-2.55個。可見,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顯著低於日本和韓國,屬於全球最低的生育率。

低於1.5已然是超低生育率,對低生育風險我們瞭解甚少,更應懷抱敬畏之心。

我國的低生育率是高成本約束型的假性低生育和0-1生育觀念和行爲(如主動丁克族)的真性低生育組合而成的內生性低生育現象。爲什麼國家建設生育福利體系、承擔部分甚至大部分家庭的生育成本抑或“三育”(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那麼重要?這是基於這樣的考量:生育是理性的和有條件的。一旦條件約束解除,理性就會恢復,熱情就會迴歸,假性低生育率現象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三、人口鉅變呼喚新生育理論與政策

在低生育時代,我國需要新的生育理論和政策來回應,這包括:優化生育環境,確立適度生育的文化、鼓勵生育的政策,適應低生育社會。這一新生育理論的主要思路是:

鑑於生育本質上既是一種經濟理性,也是一種文化責任,所以,一方面,要強力降低“三育”的家庭成本,有效提高孩子的家庭效用,這包括:天倫之樂效用,即血濃於水、親權保障;家族發展效用,即傳宗接代、無後爲大;養老送終效用,即養兒防老、老有所依。另一方面,則要增強家庭1-2孩生育的信心、責任心和熱情,讓國人想生育,養得起孩子而且養得好。

鑑於生育具有二重屬性,既有內部性即對家庭和個人的影響,也有外部性即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生育背後有個人、夫婦、家庭、國家和社會等多重責任主體。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 ,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明確提出 ,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釋放生育的潛力。依筆者理解,所謂適度生育水平,是近更替水平生育率(總和生育率爲1.8-2.5),即平均二孩的“合適之家”。問題在於,雖然國家給出了方向,但沒見什麼雷厲風行的行動跟進。

優化生育環境就是要全方位構建生育-孩子-家庭-兩性-老人五友好型中國社會,從生育文化觀念到生育保護保障體系,全力展示國家在低生育時代所承擔的生養教責任,打造聚焦平均兩孩的生育社會福利共享體系,給足生育津貼,保護生殖健康和生育能力。

適度生育的文化是指理論上要倡導適齡、適時、適量的生育,生育決策要理性和自主,縮短生育間隔,每個家庭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自由決策生育。打造二孩“合適之家”的文化和生態。

鼓勵生育的政策,主要是降低“三育”成本,千方百計降低生育、養育(含醫療等)、教育成本是破題關鍵。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3歲以下孩子入托率,減輕年輕家庭照顧孩子的身心負擔、經濟負擔和機會成本,

人口治理的基本思路是:以小衆之作爲濟大衆之不爲,以小衆之二三孩高生育補大衆之零至一孩低生育,以小衆之生育覺悟破大衆之生育迷茫,以國家之生育擔當喚醒國民之生育責任。

我國人口的負增長很可能出現在未來三五年內。如何看待和適應低生育人口、低生育文化和低生育社會?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鉅變所提出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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