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期，父親時常因爲工作不在家，母親難免有事要外出，記憶中，我在南部老家四層樓高的透天厝裏，度過了許多獨自守家的夜。猶記得，每當母親出門前，總會叮囑某些事情，然後我會看着她的眼神點點頭，目送她離家的背影，並透過落地玻璃門的縫隙，豎起雙耳聆聽她騎車遠去的聲音。
對分離的不安，來自親子關係中不穩定的依附。
在那個幼時的記憶裏，時間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意義。即使看着時鐘的長短針交錯走過，仍然無從判斷，時針落在何處，纔是母親回來的時機，只能憑印象估算母親究竟出去了多久。
但自我的主觀感覺是抽象且不可靠的。比方說，母親纔出去半小時，對當時不安渺小的我而言，卻好像有一種看不到時間盡頭、需要無盡等待的恐慌。所以我常常在母親出門後，朝着她離開的方向跪地雙手合十，低着頭呼喚我所知的各方神靈、菩薩、上帝：“不管是什麼神啊！求求你們，請讓我媽媽一路平安，別出意外。”我常常這樣邊呼喚，邊哭泣，直到聽見母親的摩托車聲在巷口響起，才趕緊收起眼淚，裝作沒事地迎接她進門的身影。
學了心理學之後，我才明白這種對分離的不安，來自親子關係中不穩定的依附關係，而那種一分離就彷彿死亡即將降臨的恐慌，可能是傳襲自家庭的陰影。
成年後，我花了很多時間認識自己，並且探索父母的故事與處境。我逐漸理解：如同我這樣等待着母親，母親也如此等待着父親。身爲警察眷屬的母親，從小就生活在“父親離家出勤，母親膽戰心驚”的狀態中，所以當她遇上隨興不羈、工作需要喝酒應酬，又常得自己開車的丈夫，童年時的心理狀態在婚姻中便轉換成：丈夫出門應酬，妻子膽戰心驚。
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中，我自然從小就嗅出這樣的氛圍。雖然我不曾與父母談論過，但那些過去的印象、每個瞬間在父母臉上閃過的表情，早已如同烙印般刻畫在我心底，左右着我的情感，也影響着我成年後的性格。
所以，在別人面前，我看起來總是堅強的，更年輕時的我，性格甚至非常剛強。走過心理分析之路，我才漸漸理解自己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預備這個世界上可能只剩我一個人的日子。母親也因爲活在潛在的死亡焦慮中，出門時總會叮囑我，她和父親的死亡保險單放在哪裏。
因此，那個跪在地上無助地呼喚神靈的我，逐漸長成堅強面對生離死別的我。但其實，許多情緒和感受，我早已習慣一個人默默消化。
面對鏡頭的恐懼，來自怕被看透的不安。
在發現自己總是默默承擔感受之前，我一直遊走在“冷靜乖巧”及“直率衝動”之間（要知道，這兩者是我童年時賴以生存的要件）。我在這種雙重情感的夾攻下常常覺得難以呼吸，所以常常混在人羣裏，透過喧鬧的談笑聲，忽略自己內在的矛盾。
童年時獨自在家的夜晚，我看了不少文學作品。我常趁父母不在的時候，溜到樓與樓中間的夾層，在父親的書房裏找個陰暗的角落，在昏黃的燈光下，偷偷翻閱書櫃裏那些泛黃的老書，伴着遠處地下室傳來的蟋蟀叫聲，在偌大的房子裏，靜靜咀嚼小說中的故事情節。
在成爲心理諮詢師之前，我其實是個就讀中文系的大學生，愛文學、電影，喜歡獨自唱歌、在舞臺上演戲。我曾經以爲自己會成爲一個表演工作者，詮釋所熟知的故事情節，或者將心理矛盾分裂的情感投射在舞臺上。
直到大四的戲劇課，老師發現我有“眼神聚焦”的困難——我沒辦法把眼神放在一個定點上好好地說話和演戲。我甚至發現自己面對鏡頭有困難，但後來我竟然成爲需要上媒體面對鏡頭的人。
學了分析心理學後，我不斷尋求自己面對鏡頭恐懼的答案。我發現，鏡頭之於我，就像眼睛。我感到困惑：難道是怕被看透什麼嗎？是的，現在我終於可以承認：我真的很怕被看透。外表看似堅強的我，內心其實充滿不安。
比起害怕被不相干的人看透，我更害怕被認識的人看透。直到現在我終於明白，這種害怕是怕他們失望，而這個“他們”，正是我的父母。
“如果他們一定得出門，我又怎麼忍心讓他們擔心家裏這個其實一點也不堅強的獨生女兒呢？”這是埋藏在我心底最深處的聲音。
人際關係不順利，是因爲我們都得了“父母病”。
誠實以對，自我坦承後的覺察，一開始並沒有讓我比較好過些。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活在對父母的怨懟裏：我生氣他們沒有給我任何手足，怨恨他們不經意的缺席製造了我的孤單。於是，我引爆許多衝突：離家、叛逆、對父母大吼……直到發現，原來我染上了“父母病”——把問題統統推到父母身上，以爲自己沒有問題，卻往往在與父母的關係中留下更多口是心非的遺憾。染上“父母病”的我們，常常對父母感到失望和生氣，抱怨童年的缺失與渴望，但這樣的情緒往往讓我們體會不到真實的自己，也看不到真實的父母。
我從2007年開始在心理諮詢領域學習，逐漸從個人諮詢轉向家庭治療，在長期的家庭治療實務工作中，聽過形形色色的家庭故事。直到2013年，我再度把焦點從家庭轉到個人身上。我想，這都是爲了治癒自己身上的“父母病”，才展開這段與父母的和解之路。
如果可以，我們也許能相互陪伴，一起踏上這場療愈之旅。這可能會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