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婦女體驗了更大的婚戀自由，同時（如果不是交錯發生的話）也更多地加入了勞動力隊伍。這兩大趨勢在20世紀初就已經有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快了步伐，並在戰後政治運動，尤其是婦女運動的背景下，以指數函數的態勢發展起來。
1960年，有30％的妻子就業；20年後變成了54％。到了90年代中期，60％的美國家庭是夫妻兩人掙錢；30％遵循了丈夫養家活口/妻子是家庭主婦的傳統模式；10％則無人掙錢或只有一人兼職。歐洲婦女也跟上了這股潮流，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法國和英國，那兒的婦女就業如今幾乎已成了人生準則。
在60年代至80年代期間，外出工作的妻子日益增多，開始改變了美國婚姻的結構。到了1969年，“雙職家庭”一詞已經被髮明出來，表示某一類型的家庭結構：夫妻均認真考慮工作，而不必以犧牲妻子的工作爲代價優先發展丈夫的事業。“雙人職業夫妻”指的是妻子通常處於附屬地位，致力於推動丈夫的事業；而“雙職夫妻”恰恰相反，它明確了夫妻在職業發展中的投入是一樣的。從60年代開始，許多妻子即使在生養小孩期間，也仍認爲自己在外面的工作是需要長期付出的“事業”，而不只是一系列零碎的事。有時候，夫妻都想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便意味着兩人不得不分居。
儘管有支撐雙職家庭的男女平等觀念，妻子在照顧家庭和孩子方面還是承擔着更大的責任。這一差異已經成了上班夫妻爭吵的根源。回想70年代，女權主義者的口號“私事也要講政治”，讓許多婦女相信，社會變革將從料理家務開始。當妻子成了律師、醫生、計算機程序員、出租車或公共汽車司機、經理和市長時，丈夫被要求成爲家庭清潔工和保育員。社會科學家用小時和百分比記錄了這一緩慢的變革。
由於家務的緣故，摩擦可能，也的確在配偶之間出現。1989年針對夫妻對家務分工的看法進行了一次研究，結果表明：“在期望與行動之間存在着重大分歧。”夫妻雙方都認爲自己的參與要比配偶認爲的多。
“看家父親”的出現
和那些沒什麼文化的丈夫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丈夫更有可能承擔理家責任。1991年至1992年，斯坦福大學對1981級的學生髮出了問卷調查，結果認爲他們位於“分擔家務這一變革的最前線”。差不多有一半的夫妻平攤了家務活兒。受過高等教育的丈夫通常會有一位教育背景和掙錢能力都與自己相似，同樣也在工作的妻子，他們因而沒有什麼理由保持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
同樣劇烈的變化還發生在爲人父親的觀念和實踐當中。從妻子懷孕開始，男人就被鼓勵更積極地參與分娩的過程。過去由於忌諱，他們被排斥在產房之外；如今他們幫助懷孕的妻子學習呼吸技巧，而且經常在孩子出生時到場。許多人還給嬰兒餵食和定期換尿布。與此相關的一大標誌是，全國機場的男人休息室裏都擺上了嬰兒更衣臺。
有兩個新的術語不知不覺地出現了：“家庭主男”和“看家父親”。他可能是一名藝術家，或作家，或只是一個沒有工作的人。妻子則是一名成功的律師、醫生、商人、工程師、經理或學者。他們雙方或許對現狀都不太滿意，但又沒有必要導致家庭的解體。
目前大約有二百萬父親在家專職照顧孩子，而妻子在外工作；另有三百萬家庭是兼職工作和孩子日託結合。現在，社會習俗、各種支援團、時事通訊和網站都在迎合“看家父親”的需求。雖然大多數這樣的男人在主要負責照顧孩子的新角色中找到了滿足感，但他們也對疏離感、心情抑鬱和缺乏地位提出了抱怨--無數的美國家庭主婦已經對此抱怨很長時間了，雖然她們大多仍對自己的處境表示滿意，但她們的確錯過了不少知識的挑戰和成人間的交往。
一份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看家母親的丈夫和上班母親的丈夫在收入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差距；但妻子的出身階層卻有相當大的差異。來自上層家庭的女子“與同班同學相比，更容易成爲全職家庭主婦”，這可能是因爲她們從心底裏接受了富裕家庭有一個成功父親的模式，也可能因爲她們在遭遇離婚時可以依賴自己的父母。
想兼顧，大不易
在很大程度上，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們也在爲其他雙職夫婦所面臨的同樣問題而拼搏：如何設法兼顧工作、家庭和孩子？雙職夫婦面臨的壓力，已經成了無數記者、心理學家和道德家在各種論壇上的談資。《舊金山記事報》在2000年曾有一個關於題爲“夫妻共謀對策與建議”的專欄，他們對150名讀者的來信進行了總結，這些人抱怨工作的有害影響波及到個人生活。在經理對工人，或者工人對自己提出不切實際要求的壓力下，長期穩定的婚姻破裂了，或者瀕臨破裂。大家提出了各種建議，其中包括：夫妻療法和家庭度假會有一定好處；有意識地對優先考慮的事項進行排序，而把婚姻放在第一位對某些夫婦會有所幫助；在一個計劃氾濫的世界，重新安排時間或許是挽救婚姻的一個途徑。
而用人單位，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無論是學術組織還是政府機構，都還只是剛剛開始着手處理雙職家庭的需求。分攤完成的工作也罷，有彈性的工作制也罷，仍然是非常少見的。兼職的工作即使有，也經常在選擇時把雙職夫妻拒之門外。產假不僅短而且不支薪水，即使有1993年頒佈的《家庭和醫療假期法案》--該法案要求僱員在50人以上的公司批准員工每年因家庭或醫療原因享受12周停薪留職的假期，其中包括分娩和照顧新生兒、處理兒童的領養看護、照顧健康狀況嚴重的直系親屬（配偶、孩子或父母）。
在這方面，美國遠遠落後於某些歐洲國家。譬如，瑞典在嬰兒出生後，爲上班的母親或父親提供11個月的帶薪假期；丹麥是一年半，其中12個月全薪。英國的產假只有13周，儘管現任首相布萊爾的夫人--一位有名的就業權益律師和四次分娩的母親--在全國政治中心（唐寧街10號首相官邸）毫不含糊地提出產假問題，向丈夫施壓（未遂），要求他在最後一個孩子出生後抽出時間來。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是遵循着五十多年前法國開創的制度，開設了政府補貼的日託中心。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這兩個領先的發達國家都沒有滿足需求，提供帶薪的育嬰假期或育嬰服務。美國的母親經常不得不把休假、病假和父母津貼湊到一塊兒，以便得到12周的適當產假。當她們重返崗位時，還通常不得不把收入的相當部分用於育嬰服務。
但美國也出現了一個充滿希望的跡象：放學後的計劃正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涌現出來，它針對的是下午3點到6點需要照顧的孩子。由企業、基金會和聯邦政府聯合舉辦的這些計劃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學習班，從音樂到數學，從烹飪到建築。目前在學齡兒童的母親中，78％的人有工作，這些計劃讓上班的父母們喜出望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