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課後託管問題困擾着許多家長。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針對“課後三點半”難題。
孩子課後託管問題困擾着許多家長。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針對“課後三點半”難題，各地要強化中小學校在課後服務中的主渠道作用。之後，北京市教委發佈了《加強中小學生課後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原則上學校每天在完成規定課時之後提供課後服務，時間到下午5點30分。
上週，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4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94.0%的受訪家長支持學校主動承擔課後服務責任。學校承擔課後服務責任，63.0%的受訪者認爲需要根據課後服務相應調整學校管理和日常課業安排，58.7%的受訪者認爲需考慮財政補貼資金是否充分。62.7%的受訪者希望在政策上支持引導各類社會資源積極參與課後服務工作。
參與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83.5%是孩子家長。
94.0%受訪家長支持學校主動承擔課後服務責任
林蕭（化名）家住北京，孩子在北京理工大學附屬小學讀三年級。林蕭和丈夫都上班，孩子平時由爺爺奶奶接送上下學。“父母年齡大，我很擔心他們接送孩子的安全問題。”林蕭給孩子報了一些補習班來解決課後託管問題，但補習班離學校比較遠。
浙江杭州某公立小學二年級男生家長何嘉良（化名）介紹，杭州市公立學校一直有課後託管服務，但很多隻針對一到三年級學生，且只負責託管1個小時，幫助不大。
調查顯示，91.7%的受訪家長支持學校主動承擔課後服務責任，其中32.9%的受訪家長表示非常支持，不太支持和不支持的分別僅佔7.2%和1.1%。交互分析發現，對於學校主動承擔課後服務責任，受訪家長中支持的比例（94.0%）明顯高於非家長受訪羣體（78.0%）。
浙江寧波某公立學校校長、高級教師顧維（化名）不太支持學校承擔課後服務責任。“我校曾經嘗試實施課後提供託管服務，但因管理困難、教師疲憊等最後作罷”。
北京市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將學校作爲解決託管問題的主渠道，調查中，73.3%的受訪家長希望推廣北京市的做法，15.0%的受訪家長不希望，11.8%的受訪家長表示說不好。交互分析發現，對於普及北京市做法，受訪家長（79.7%）支持的比例顯著高於非家長受訪羣體（40.5%）。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勞凱聲介紹，“課後三點半”問題不僅中國有，國外也有。“在德國，一些學校附近的民辦個體提供課後託管服務”。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北京採取行政指令的方式解決課後託管問題，儘可能爲家長減少焦慮，同時也是爲了減少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李立國表示，學校擁有圖書館、自習室等設施，孩子放學後在校內繼續活動沒有時間成本。政策體現了義務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62.7%受訪家長希望引導各類社會資源參與解決課後服務問題
李立國認爲，學校作爲主體，原有教育的編制是不夠的，需要通過增加教師編制等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儲朝暉認爲，《意見》是不是有效，要等一兩年以後再觀察，“主要原因是三點半以後學校不講課，很多家長可能認爲這對孩子考分提高沒有多大用，產生其他選擇”。
學校承擔課後服務責任需要重點考慮哪些問題？調查中，63.0%的受訪家長認爲得根據課後服務相應調整學校管理和日常課業安排，58.7%的受訪家長認爲需考慮財政補貼資金是否充分，51.3%的受訪家長認爲要看課後服務師資是否充足，43.6%的受訪家長認爲要考慮增加教師工作量是否影響其教學，28.5%的受訪家長認爲要考慮如何確保招聘的校外人員做好課後服務工作。
林蕭認爲，爲了提供一個良好的課後服務環境，學校可以進行適當收費。
調查中，62.7%的受訪家長希望在政策上支持引導各類社會資源參與解決課後服務問題，56.0%的受訪家長建議針對校內託管做細緻規定，避免有學校打“擦邊球”，53.3%的受訪家長希望多給予老師補貼，提高老師積極性，45.3%的受訪家長建議學校嚴格篩選校外服務人員，並進行相應培訓，28.6%的受訪家長希望就課後服務工作的教育性、科學性和安全性做具體規範。
顧維認爲，要解決課後託管的問題，可以從四方面入手。第一是鍛鍊孩子自己上下學。第二，承辦的學校要選好課後服務的內容和項目。第三是需要學校和社會安排好相應的活動場地。第四，就是要明確相應的報酬。
李立國認爲，政策落實需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政府的補貼是否能夠滿足政策實施的需求，特別是相關教師的編制問題。第二，是教育觀念的問題。“學生留在學校是繼續學習還是開展其他活動？教學內容的設計也是個難點”。
原標題：破解“課後三點半”難題 超九成受訪家長支持學校主動擔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