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愛因斯坦（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出生於德國符騰堡王國烏爾姆市，畢業於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猶太裔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1879年出生於德國烏爾姆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均爲猶太人），1900年畢業於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入瑞士國籍。1905年，獲蘇黎世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愛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設，成功解釋了光電效應，因此獲得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1905年創立狹義相對論。1915年創立廣義相對論。1955年4月18日去世，享年76歲。
愛因斯坦爲核能開發奠定了理論基礎，開創了現代科學技術新紀元，被公認爲是繼伽利略、牛頓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1999年12月26日，愛因斯坦被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爲“世紀偉人”。
物理巨匠
1921年（42歲），愛因斯坦因光電效應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研究推動了量子力學的發展。1月，訪問布拉格和維也納。同年1月27日在普魯士科學院作《幾何學和經驗》的報告。2月，去阿姆斯特丹蔘加國際工聯會議。4月5日至5月30日，爲了給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的創建籌集資金，同魏茨曼一起首次訪問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巴納德勳章。在白宮受哈丁總統接見。在訪問芝加哥、波士頓和普林斯頓期間，就相對論進行了4次講學。6月，訪問英國，拜謁了牛頓墓地。
1922年（43歲）1月，完成關於統一場論的第一篇論文。3—4月訪問法國，努力促使法德關係正常化。發表批判馬赫哲學的談話。4月，參加國際聯盟知識界合作委員會。7月，受到被謀殺的威脅，暫離柏林。沿途訪問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
1922年11月9日，在去日本到上海的途中，愛因斯坦通過電報知道被授予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23年（44歲）2月2日，愛因斯坦從日本返回途中，到巴勒斯坦訪問，逗留12天。
1923年2月8日，成爲特拉維夫市的第一個名譽公民。從巴勒斯坦返回德國途中，訪問了西班牙。3月，愛因斯坦對國聯的能力大失所望，向國聯提出辭職。6—7月，幫助創建“新俄朋友協會”，併成爲其執行委員會委員。7月，到哥德堡接受1921年度諾貝爾獎金。並講演相對論，作爲對得到諾貝爾獎金的感謝。發現了康普頓效應，解決了光子概念中長期存在的矛盾。12月，第一次推測量子效應可能來自過度約束的廣義相對論場方程。
參與反戰
1924年（45歲），愛因斯坦加入柏林的猶太組織，併成爲繳納會費的會員。6月，重新考慮加入國聯。12月，取得最後一個重大發現，從統計漲落的分析中得出一個波和物質締合的獨立的論證。此時，還發現了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態。
1925年（46歲），愛因斯坦受聘爲德蘇合作團體“東方文化技術協會”理事。5月到6月，愛因斯坦去南美洲訪問。與甘地和其他人一道，在拒絕服兵役的聲明上簽字。接受科普列獎章。爲希伯萊大學的董事會工作。發表《非歐幾里德幾何和物理學》。
1926年（47歲），愛因斯坦同海森堡討論關於量子力學的哲學問題。接受“皇家天文學家”的金質獎章。接受爲蘇聯科學院院士。
1927年（48歲）2月，愛因斯坦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簽名。參加國際反帝大同盟，被選爲名譽主席。10月參加第五屆布魯塞爾索爾維物理討論會，開始同哥本哈根學派就量子力學的解釋問題進行激烈論戰。發表《牛頓力學及其對理論物理學發展的影響》。
1928年（49歲）1月，被選爲“德國人權同盟”（前身爲德國“新祖國同盟”）理事。春，由於身體過度勞累，健康欠佳，到瑞士達伏斯療養，併爲療養青年講學。發表《物理學的基本概念至其最近的變化》。4月，海倫·杜卡斯開始到愛因斯坦家擔任終生的私人祕書。
1929年（50歲）2月，發表《統一場論》。3月，愛因斯坦度過了50歲的生日，躲到郊外以避免生日慶祝會。第一次訪問比利時皇室，與伊麗莎白女皇結下友誼，直到去世之前一直與比利時女皇通信。普朗克獎章。9月，愛因斯坦同法國數學家阿達馬進行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爭論，堅持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
1930年（51歲），愛因斯坦因不滿國際聯盟在改善國際關係上的無所作爲，提出辭職。5月，在“國際婦女和平與自由同盟”的世界裁軍聲明上簽字。7月，同泰戈爾爭論真理的客觀性問題。12月11日到次年3月4日，愛因斯坦第一次到美國訪問，主要在加州理工學院。12月13日，沃克市長向愛因斯坦贈送紐約市的金鑰匙。12月19日到20日，愛因斯坦訪問古巴。發表《我的世界觀》、《宗教和科學》等文章。
1931年（52歲）3月，愛因斯坦從美國回柏林。5月，愛因斯坦訪問英國，在牛津大學講學。11月，號召各國對日本經濟封鎖，以制止其對中國的軍事侵略。12月，愛因斯坦再度去加利福尼亞講學。爲參加1932年國際裁軍會議，特地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講。發表《麥克斯韋對物理實在觀念發展的影響》。
慧眼識才
愛因斯坦十六歲時報考瑞士蘇黎世的聯邦工業大學工程系，可是入學考試卻告以失敗。看過他的數學和物理考卷的該校物理學家韋伯先生卻慧眼識英才，稱讚他：“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愛因斯坦，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但是你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你不想表現自己。”
愛因斯坦在數學方面可以說是“天才”，他在12歲到16歲時就已經自學學會了解析幾何和微積分。而對於不想表現自己這個“缺點”，他也是“死不悔改”。他晚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年輕時對生活的需要和期望是能在一個角落安靜地做我的研究，公衆人士不會對我完全注意，可是現在卻不能了。”
世界公民
在愛因斯坦小的時候，有一天德皇軍隊通過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們都涌向窗前喝彩助興，小孩子們則爲士兵發亮的頭盔和整齊的腳步而嚮往。但愛因斯坦卻恐懼得躲了起來，他既瞧不起又害怕這些“打仗的妖怪”，並要求他的母親把他帶到自己永遠也不會變成這種妖怪的國土去。
中學時愛因斯坦放棄了德國國籍，可他並不申請加入意大利國籍。他要做一個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戰過後，愛因斯坦試圖在現實的基礎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夢想，並且在“敵國”裏作了一連串“和平”演說。德國右翼刺客們的黑名單上也出現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懸賞兩萬馬克要他的人頭。爲了使自己與這個世界保持“和諧”，愛因斯坦不得不從意大利遷到荷蘭。又從荷蘭遷居美國，而且加入了美國國籍。他認爲，在美國這個國度裏，各階級的人們都能在勉強過得去的友誼中生存下去。
淡泊名利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誕生，但不久以色列與周圍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便爆發了。已經定居在美國十多年的愛因斯坦立即向媒體宣稱：“現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後退了，我們應該戰鬥。猶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個對他們存有敵對情緒的世界上生存下去。”1952年11月9日，愛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向愛因斯坦轉達了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裏安的信，正式提請愛因斯坦爲以色列共和國總統候選人。當日晚，一位記者給愛因斯坦的住所打來電話，詢問愛因斯坦是否會擔任以色列總統，“不，我幹不了。”愛因斯坦否定了這個提議。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駐華盛頓的以色列大使打來的。大使說：“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國總理本·古裏安的指示，想請問一下，如果提名您當總統候選人，您願意接受嗎？”愛因斯坦被同胞們的好意感動了，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絕大使和以色列政府，而不使他們失望，不讓他們窘迫。不久，愛因斯坦在報上發表聲明，正式謝絕出任以色列總統。在愛因斯坦看來，“當總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時，他還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話：“方程對我更重要些，因爲政治是爲當前，而方程卻是一種永恆的東西。”
不拘小節
有一次，他要把牆上的一幅舊畫換下來，就搬來一架梯子，一步一步爬上去。突然，他又想起一個問題，沉思起來，忘記自己在做什麼了，猛地從梯子上摔下來。摔到地上以後，他顧不得疼痛，馬上想到：人爲什麼會筆直地掉下來呢？看來物體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線路運動的。愛因斯坦想到這裏便馬上站立起來，一瘸一拐地走到桌邊，提筆把自己的這個想法記了下來。這對他正在研究的問題——相對論有很大的啓發。1930年，德國出版了一本批判相對論的書，書名叫做《一百位教授出面證明愛因斯坦錯了》。愛因斯坦聞訊後，僅僅聳聳肩道：“100位實在太多了，只要能證明我真的錯了，哪怕是一個人出面也足夠了。”有一次，愛因斯坦走在紐約的大街上。他最好的朋友遇見了他。並對他說：“愛因斯坦，你該買件新衣服了。看看你的衣服多舊啊！”但是愛因斯坦卻回答說：“沒關係的，這裏沒有人認識我。”幾年以後，愛因斯坦成爲世界著名的科學家，但是他仍然穿着那件衣服。那位朋友再次遇見他，告訴他去買件新衣服。但是愛因斯坦說：“我不需要買新衣服了，這裏每個人都認識我。”
成功祕訣
愛因斯坦常對人說：學習時間是個常數，它的效率卻是個變數，單獨追求學習時間是不明智的，最重要的是提高學習效率。他認爲必須通過文體活動，才能獲得充沛的精力，保持清醒的頭腦，愛因斯坦還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總結出一個公式，即A=X+Y+Z。A代表成功，X代表正確的方法，Y代表努力工作，Z代表少說廢話。他把這個公式的內容，概括成兩句話：工作和休息是走向成功之路的階梯，珍惜時間是有所建樹的重要條件。
早在1919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已經傳播到中國，特別是通過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給中國學術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中國現代大學之父蔡元培與愛因斯坦接觸，希望他可以到北京大學講學。在梁啓超的資助下，蔡元培接受了愛因斯坦所需的報酬。並約定，愛因斯坦於1922年12月中旬來華，然而直到12月30日，愛因斯坦才從日本到達上海，但是在上海逗留兩天，直接乘船去了新加坡，沒有前往北京。蔡元培一直等不到愛因斯坦的消息，就寫了一封誠摯的信去催問，並重申了以前談妥的條件。愛因斯坦回信：說上海有一個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受了蔡元培的全權委託，向愛因斯坦又提出了違背以前約定的要求，因此他不準備來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親筆信，才知道是誤會，但他已經不能追改旅程計劃，希望原諒。多年後人們重提這件令人遺憾的舊事，覺得這個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疑似是日本有人作梗；也有人分析說問題的根本在於愛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國的狀況，產生了退意：當時中國軍閥混戰，財政困難。感到北大能否兌現約定是未知數。
1922年冬天，他應邀到日本講學，往返途中，兩次經過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親眼看到了處於苦難中的中國，並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記中記下“悲慘的圖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爲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着，在呻吟着，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爲，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着，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0、21頁）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表現出無奈和無能，當年11月17日，愛因斯坦公開譴責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行徑，呼籲各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可惜迴音空蕩。193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愛因斯坦和羅素、杜威等具有國際聲望的知識分子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
1934年，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在歐洲出版，留學法國的物理學教授葉蘊理根據法文譯本轉譯，1937年抗戰前夕由於國難當頭，這本書並沒有引起多少反響，但讀過的人無不深受啓發，開始嚴肅地思考人生的意義、人與國家的關係等問題。
193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前來年進修的周培源第一次個別交談時說：“中國人民是苦難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摯的、發自內心的，不是掛在嘴上，而是付諸行動的。
1937年3月，主張抗日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獄後，他又聯合杜威、孟祿等著名知識分子通電援救，向國民黨當局施加道義的壓力。
1938年6月，爲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他還和羅斯福總統的長子一同發起“援助中國委員會”，在美國2000個城鎮開展援華募捐活動。愛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愛是沒有國界的，他對中國的感情沒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類的同情心和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之上。
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後，許良英和周培源都曾發表長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間，愛因斯坦在中國竟成了“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四人幫”掀起了一場荒誕的批評愛因斯坦運動，好在多數科學家不予理睬，實際上進行了抵制。1979年，北京隆重舉行了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的紀念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