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麗瓊創作的《團圓》，講述了一名留守兒童毛毛與打工父親在春節團圓的故事，引起了跨國的共鳴。圖畫書的繪者朱成樑說：“這些大大小小的團聚和分別，構成了我們的人生。”
留守兒童”羣體。
“中國有超過1億人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大洋彼岸的《柯克思評論》這樣寫道。
毛毛恐怕很難聽到這些評價。事實上，這個4歲小女孩是一個虛擬的人物。她只是出現在一本名叫《團圓》的兒童圖畫書中，並且在那裏經歷了一個只有十幾頁的、關於“團圓”的小故事。
每個人都有與親人分離、團聚的體驗，每個人都會找到共鳴
在春節即將到來的時候，一些變化總會發生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火車站裏擠滿了急着回家團圓的人，歌手在電視上提醒人們“常回家看看”，連一家來自美國的飲料公司，也不忘記在廣告裏提醒人們，“這是一個全家團聚的時刻”。
毛毛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裏風塵僕僕地回到家裏。他拖着像燈籠一樣顏色喜慶的紅色行李箱，提着一個大大的提包，甚至還來不及修剪自己滿臉蓬亂的鬍子。
等待了許久的媽媽連忙迎上去，從爸爸的手中接過提包，關切地問候着。而穿着藍色棉襖的毛毛，卻只是遠遠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門口，和大白貓一起，有點好奇地打量着這個陌生的男人。
一年的分別後，這個小女孩已經很難拾起對於“父親”的記憶了。
對於《團圓》的文稿作者餘麗瓊而言，毛毛並非是一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她把自己太多的回憶都融入到這個簡短的故事裏。餘麗瓊的父親是一位建築師，在很長的時間裏，總是在全國各地跑來跑去，只有春節的時候才能與妻子和一對兒女團聚在一起。
因此，在餘麗瓊幼年的記憶中，“團圓”就成了春節裏不可缺少的家庭場景：“一定要全家人一起，才叫過年。”
在這本最終被命名爲《團圓》的圖畫書裏，餘麗瓊在一個又一個細膩的場景中記錄下自己與父親曾經的交流。她甚至直接用自己的小名“毛毛”稱呼書裏的那個小女孩。這個“太常見”的名字曾經讓她在兒時覺得羞澀、難堪，卻在如今的回憶裏充滿了親切和溫暖。
這個80後圖書編輯並沒有想到，一個充滿個人記憶的故事能夠像現在這樣得到廣泛的迴應。在交流會上，總有些熱心的讀者告訴她，在這本薄薄的圖畫書中，他們讀到了自己“久遠的記憶”。
“好像每個人都有與親人分離、團聚的體驗，因此，每個人也都會找到自己的共鳴。”餘麗瓊說。
這樣的共鳴甚至能夠輕易跨越文化和國界的障礙。2011年11月，《紐約時報書評》將英文版的《團圓》列入了2011年度世界兒童圖畫書榜單。這份榜單從全年出版的數千本兒童圖畫書中選出，評審團成員包括紐約市圖書館負責人、致力於研究兒童文學的大學教授，以及暢銷圖畫書的作者。這樣的評選結果讓餘麗瓊和她的夥伴們興奮不已。作爲《紐約時報》的增刊，《紐約時報書評》是美國曆史最悠久、影響力最大的書評週刊，被稱爲“曼哈頓高級知識分子必備的週末讀物”。
與《團圓》共同獲獎的圖畫書作品大多來自美國本土，有的描寫一隻喜歡追着球跑來跑去的白色小狗，有的講述了美國拳擊運動員喬·路易斯的成長故事。相比之下，像年畫一樣色彩濃郁、畫面中充滿中國傳統文化細節的《團圓》，看起來實在有些“另類”。
世界其他地方的讀者或許很難獲知、也很難理解發生在中國的那些關於“團圓”的故事。比如，一位47歲的貴州木匠楊正榮，在返鄉途中被偷走了全部的錢和行李，最後還是得知消息的媒體幫他回到了家。到家時，他頭髮蓬亂，雙眼佈滿血絲。不過他一點兒都沒抱怨這趟坎坷的旅程：“能早點兒回去和家人團圓，比什麼都強!”
但來自不同文化的讀者仍然能體會出那些共通的情感。美國《出版人週刊》在評論《團圓》的文章中寫道：“這是一幅令人記憶深刻的圖畫，它記錄了中國最爲快樂的節日，並且見證了貫穿其中的感人親情。”
家就是所有人像這樣緊緊依偎，哪怕距離分開，心也要聚攏在一起
對於生活在《團圓》裏的小女孩毛毛而言，“親情”一開始實在有些遙遠。當父親抱起她，笑眯眯地用鬍子扎着她紅撲撲的臉蛋時，這個4歲小女孩的第一反應，是伸出手用力地把爸爸推開，隨後又嚇得大哭了起來。
在他們身後，家裏的牆壁上掛着一張全家福照片。負責《團圓》繪畫的朱成樑特意將全家福裏父親的形象放在了畫面之外，用來映射女兒心目中父親模糊、陌生的形象。
餘麗瓊的心裏也曾經留下過父親面目模糊的樣子。當時，父親給她的感覺就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全國各地有什麼工程，父親就會毫不猶豫地拎起箱子出發，而照顧她和哥哥的任務，全落在了媽媽的身上。
她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疑惑：“我總是想，我們家3個人就夠了，幹嘛還要有一個爸爸呢?”
讓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父親被單位派去哈爾濱學習，一整年沒有回家。等到過年，爸爸回到安徽的家裏抱起她時，當時還年幼的餘麗瓊就像自己筆下的毛毛一樣，嚇得哇哇大哭，以爲“有陌生人闖進了我的家”。而在此之前，親戚們都說，父親最疼的就是她這個女兒。
長大以後，餘麗瓊才漸漸體會到那一刻父親的傷心。當時，父親突然決定要拍一張全家福。他費盡心思，找了一位有相機的朋友，請他在一個星期天專門過來，幫自己一家四口拍這張照片。
爲了讓這張來之不易的照片看起來更加完美，父親做了很多準備。他特地選擇了單位裏一道好看的拱門作爲拍攝背景，擺放椅子的位置也是換了又換，想找到最佳效果。不過，等到最後面對鏡頭時，很少照相的一家人因爲太過緊張，腰桿都挺得筆直，表情也顯得“有點惶恐”。
餘麗瓊年幼的心裏就留下了這張全家福的記憶：爸爸媽媽坐在兩把椅子上，兩個孩子站在中間，媽媽摟着哥哥，而梳着羊角辮的餘麗瓊，則被爸爸緊緊地抱在懷裏。
“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家。”餘麗瓊說。如今，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女兒，當年的場景還是歷歷在目：“我知道，家就是4個人像這樣緊緊依偎，哪怕距離分開了，心也要這樣聚攏在一起。”
創作《團圓》之初，餘麗瓊並沒有想過寫自己的故事。當時她按照編輯的要求修改了好幾稿，可筆下描寫的，始終是一羣生活在森林裏的小動物。直到編輯的一句提醒，“想想你自己的童年”，她才彷彿頓悟一般，開始追溯童年時光裏最打動自己的記憶。
於是，在書房的小燈下，童年的回憶彷彿“被割開了一個切口”，開始嘩嘩涌到她的面前。她記起了那首名叫《軍港之夜》的歌，也記起了自己被叫做“毛毛”的時候發生的點點滴滴。
在這樣的回憶裏，她終於在電腦上敲下了第一句話：“爸爸在外面蓋大房子。他每年只回家一次，那就是過年。”
從這句話開始，關於毛毛，關於這場小小的“團圓”，故事被一點一點地編織起來，並且在畫家朱成樑的筆下，變成圖畫書裏一幕幕動人的場景。
孩子只能體會出其中團圓的高興，可大人讀起來卻覺得有一點心酸
圖畫書裏的毛毛並沒有去拍攝全家福，她只是在與父親相處的5天裏，一點一滴地找回對父親的記憶。
有些記憶是父親的形象。她和爸爸一起去理髮，舉着棒棒糖坐在爸爸的身後，發現鏡子裏剪了頭髮、剃了鬍子的這個人“越來越像以前的爸爸”。
有些記憶是她的經歷。爸爸領着她在門上貼春聯，還讓她登上了“媽媽從來不准我上去”的屋頂。在那裏，她騎在爸爸的脖子上，抓着他的雙手，看了一場熱熱鬧鬧的舞龍燈。
而“好運硬幣”則是貫穿她整個新年最美好的記憶。按照當地的習俗，在除夕夜，父女倆一起包起了湯圓，並且把一枚硬幣塞進一個湯圓的餡裏。
“誰吃到它，誰就會交好運喔!”爸爸笑眯眯地對毛毛說。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抱着碗，把熱騰騰的湯圓一個一個地喂到她的嘴裏。當然，他也想辦法，讓女兒吃到了那枚小小的好運硬幣。
“一開始，這只是一場遊戲，但父親的確是在用心地進行這場遊戲，很用心地寄託自己對女兒的祝福。”餘麗瓊說。
在安徽長大的餘麗瓊，從小家裏就有把硬幣包進湯圓裏的講究。當她在一個下午非常偶然地想到，可以把好運硬幣寫入《團圓》的故事中時，她突然發現，這枚小小的硬幣可以把自己想說的話、想表達的內容，包括祝福、思念、願望，“全部包容進去”。
在整個春節裏，好運硬幣都成了毛毛最大的驕傲。遇上收到大紅包的小朋友，她會拿出硬幣向他們炫耀;發現硬幣丟了的時候，她在院子裏四處尋找，最後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像自己的好運會連同硬幣一起丟掉一樣。
對於那顆幼小的心靈來說，這場關於硬幣的遊戲真的被賦予了重要的涵義。事實上，在《團圓》發行之後，很多家長告訴餘麗瓊，自己的孩子因爲這個故事，對“好運硬幣”這種延續已久的習俗有了更深的感情。
“這個故事更適合有閱歷的中年人，我們的孩子也許還不能體會其中的感情。”餘麗瓊說，“但在以後的某一天，他們一定會從中找到共鳴。”
對於很多年幼的孩子而言，《團圓》的故事裏有熱鬧的過年場景，有全家人幸福的團聚，可捧着書的父母們卻大多讀出了更多的意味。一位山東的母親說，孩子只能體會到其中團圓的高興，可自己看來，書裏的故事卻讓人“有一點點心酸”。最後，毛毛又找回了她的好運硬幣，而爸爸也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他蹲下來，把女兒抱在懷裏，這一回，毛毛沒有把他推開。
“下次回來，爸爸給你帶一個洋娃娃，好不好?”爸爸問。
“不!”毛毛拼命搖頭，“我要把這個給你。”
她低下頭，在紅色的棉襖口袋裏掏啊掏，摸出那枚銀色的好運硬幣，它已經被孩子的體溫捂得暖暖的。
“這個給你。”故事的結尾，女兒把硬幣放到父親寬大的手掌上，“下次回來，我們還把它包在湯圓裏。”
只要有摯愛的親人遠在異鄉，對團圓的期待都會刻骨銘心
餘麗瓊明確地表示，《團圓》描寫的是自己的人生體驗，可在過去的兩年裏，總有人相信，這本兒童圖畫書有着更爲現實的背景。
“這位父親完全是這個時代農民工的代表——鄉下的農民進城打工，只有過年的時候纔回家與家人團圓，過得好不容易、好苦……你真的只想寫你的父親?”總有讀者這樣問她。
餘麗瓊理解旁人“自然的聯想”。她承認，儘管自己本無此意，但書中那個因爲工作遠離家鄉的父親，的確“剛好契合了當下的國情”。
很多人在書裏讀到了整個羣體的辛酸。一位廣東的母親說，“這是我們打工族自己的故事。”另一位讀者則在評論中寫道：“《團圓》講述了當下農民工一年只能回一次家的現實……孩子對父親的期盼，父親回家後孩子的喜悅，父親要走時孩子和妻子的不捨，都表現在他們的神情中。”
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媒體上關於那些外來務工人員的故事。他們大多在城市裏出售自己的勞力，只能趁着休息的空當，從手機或者錢包裏的照片上回憶自己孩子的模樣。他們的子女，大多“留守”在老家，和母親或者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外出務工人員的數量爲1.53億人;而根據全國婦聯2008年的調查，當時全國留守兒童的數量已經達到5800萬人。
這是一個龐大的羣體。在媒體的報道里，12歲小姑娘張穎，每年盼着父母回來過年，甚至早早爲他們準備了乾淨的棉被，可整整10年時間，父母因爲工作忙，始終沒有在春節回過家。小男孩楊鵬總愛和媽媽膩在一起講悄悄話，可平常的大部分時間裏，父母都在內蒙古打工，他只能坐在家裏掰着手指數日子——就像《團圓》裏的小女孩毛毛一樣。
因爲這些現實的背景，《團圓》也常常被介紹爲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聚的故事”，濃縮了衆多打工族的悲歡，給城市的孩子“一份另類的親情感受”。事實上，即使在美國，這本剛剛以英文出版一個多月的圖畫書，也被更多地解讀爲“反映打工者的艱辛生活”。
“他們在距離家鄉數百、數千公里外的地方工作，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家幾天。”一位加利福尼亞州的讀者在評論中寫道，“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當然，餘麗瓊自己並不認同這樣的理解。“這只是一個巧合。”她說，“我寫的只是自己童年的回憶，以及對父母的愛。”
在寫作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故事出現在她的回憶裏。她想起了自己的其他親人，比如哥哥，或者遠在北京的舅舅。她還記得，小時候每逢暑假，自己總是期待着在北京上大學的舅舅趕快回來，因爲他“很幽默很好玩”。後來，舅舅大學畢業留在了北京，每次過年回家只能團聚短暫的幾天，常讓媽媽哭得淚流滿面。
這些與親情有關的回憶也傳遞給了衆多讀者。在臺灣的一場交流會上，一位讀者通過小卡片告訴她，《團圓》的故事讓自己想起了那些在大陸工作的親人，“真的很想他們”。
“我寫的是我自己的家庭，但每個人都會想到自己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情。”餘麗瓊說，“無論對於哪個家庭，只要有摯愛的親人遠在異鄉，那麼對團圓的期待和一次次的離愁牽掛，何嘗不是刻骨銘心的呢?”
大大小小的團圓和分別，構成了我們的人生
餘麗瓊總會回憶起小時候爸爸過年回家的場景。每一次，爸爸總會打開那個神奇的大皮箱，“像變魔術一樣”從裏面掏出些神奇的小禮物。
當然，現在看起來，那只是些簡單的小玩意兒：一盒水彩筆，或是一塊糖。可在她年幼的記憶裏，這些禮物都是自己會珍藏許久的寶貝，糖果總是放了好久都不捨得吃，而水彩筆更是畫上兩筆就要急急忙忙地收起來。
她把這樣的記憶也放進了圖畫書裏。在《團圓》的開始，當毛毛被突然回來的爸爸嚇得大哭的時候，爸爸趕忙打開那個紅色的行李箱，從裏面拿出一頂粉色條紋的帽子送給她，而媽媽則得到一件白色的長款羽絨服。
就像餘麗瓊童年的記憶一樣，爸爸的行李箱裏“變”出的禮物，讓全家人都開心了起來。
在餘麗瓊長大之後，她曾經好幾次想給父親一個驚喜的禮物——就像小時候他對待自己那樣。但很長時間裏，她都沒有想到合適的選擇。不過，在父親60歲生日的時候，她把一本剛剛印刷完成的《團圓》寄給了在安徽老家的父親，因爲這是她多年來“埋藏在心裏的情結”。
“這一回，我要給你一個禮物。”餘麗瓊在電話裏對父親說。
拙於表達的父親並沒有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倒是母親在電話裏對她說，有了女兒這些用心的付出，老兩口已經覺得“值了”。
如今的餘麗瓊和父母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城市裏。不過，她堅持每年過年一定要回老家，讓父母有一個“心靈的安慰”。閒下來的時候，她也時常會“溫習”自己童年經歷過、積澱下來的那些溫暖的畫面。
“如果沒有這些經歷，那《團圓》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她說。
圖畫書的情節裏，大年初四一早，父親又一次離開了。他坐在椅子上繫着鞋帶，母親在他身旁一邊抹眼淚，一邊整理行李，合上那個給全家帶來歡樂的紅色行李箱。毛毛也站在一旁，穿着新年的紅色棉襖，帶着爸爸送的帽子，倚着門框，安靜地吃着手裏的棒棒糖。
最後，毛毛把自己的“幸運硬幣”送給了爸爸，又在土黃色的馬路上目送他坐着汽車離開。這是《團圓》的結局，可誰都知道，生活裏真實的故事還會不斷繼續。毛毛和媽媽會在新的一年裏耐心等待，期盼着爸爸再一次回來——那會是一個重新上演的《團圓》故事。
圖畫書的繪者朱成樑說：“這些大大小小的團聚和分別，構成了我們的人生。”
甚至，幾十年後，這樣的故事仍然會以令人熟悉的面貌再次重演——就像餘麗瓊現在經歷的那樣。大學畢業後，她在南京的一家雜誌社上班，並且在這座城市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長大後的“毛毛”就這樣與父親“換了個位置”。那個曾經企盼父親過年快快回家的小女孩，開始在每個春節到來的時候風塵僕僕地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而那個曾經害怕女兒不記得自己的父親，早就退了休，開始在家裏數着日子，等待着女兒歸來的團圓。
